赵祥松｜奏不响的雅乐，唱不出的《巩金瓯》

大概是上个世纪末的事了，听说世上凡称得起“国”的，总要有些响动。

这响动不同于街头耍猴者的敲锣，也不同于行刑场上的吹号，乃是洋人们称为“国歌”的东西。

但凡有贵客登门，或是自家老爷去邻舍串门，两边的乐队便要站得笔挺，把嘴张得如铜铃般大，吹奏出一阵阵教人耳膜发麻的曲调来。

然而这规矩，在天朝的大人们看来，却不过是“夷务”里最微末的一项小节。

在京城那些朱门大宅里，老老爷们终日盘算的，是黄河的决口、厘金的进账，抑或是哪位言官又递了不合时宜的摺子。

至于洋人迎面吹的是什么调子，那是万万不上心的。

上国自有雅乐，有《韶广》，有《咸池》，便是不济，也还有神机营的号角与法事上的木鱼，哪里用得着去讨好洋人的耳朵？

但世上的事，往往偏不教你闲着。

光绪四年，曾纪泽先生奉命出使英法。

这位曾湘乡公的公子，大概是在西洋的街头走得多了，看够了别国升旗吹号的威风，心里便生出一种有些古怪的“要体面”来。

他坐在轮船的客舱里，听着引擎的轰鸣，忽然觉得若是洋人问起“贵国的曲子”，自己总不好哼一段黄梅戏。

于是他摊开宣纸，研了浓墨，写下了一首《普天乐》。

据闻那词里有几句极为触目：“犹太、印度与波兰，亡国恨，谈之心寒”。

这话实在说得太实在，实在得有些刺耳了。天朝自古讲究的是“万国来朝”，是“圣德绵长”，怎能将自家与那些掉了国号的“亡国奴”扯在一处？

况且，“亡国”二字，在紫禁城的朱墙内是极忌讳的凶词。

老老爷们看了这摺子，大约只皱了皱眉头，啐了一口，便将它搁在档案库的尘埃里去了。

这首带着冷汗与清醒的《普天乐》，到底没能奏响在西洋的礼堂上。

大清依然是那个没有国歌的大清，体面依然靠着黄绫龙旗和顶戴花翎硬撑着。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躲是终于躲不过去了。

那一年，李鸿章中堂以特使的身份，颤巍巍地坐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

洋人是极讲究程序的，见了大清的重臣，便像见了一座会喘气的古董，早早地准备好了大炮与军乐队。

当老中堂步下舷梯，洋人的军官将指挥棒一挥，满场的黄头发蓝眼睛便齐刷刷吹奏起来。奏罢，洋人客客气气地一揖，请大清奏自家的国乐。

这一下，可真教随行的官员们傻了眼。他们带了鸦片烟枪，带了黄马褂，甚至带了御赐的酱菜，偏偏没有带一首“国歌”。

然而老中堂毕竟是久经沙场与谈判桌的人。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连赔款割地都能签得下字，难道还能被几支洋号塞住嘴巴？

他叫过随从，不慌不忙地从脑子里搜索出唐朝王建的一首《宫词》，又凭着记忆，勾勒出安徽老家庐剧“倒七戏”里那段熟得不能再熟的小调——《茉莉花》。

“把这凑在一处，拿去给他们吹！”

洋人的军乐队拿到了这纸临时拼凑的“琴谱”，大抵也是一头雾水。

但洋人实在，管它是什么，照着吹就是了。

于是，在欧罗巴庄严的礼堂里，在大英帝国与法兰西的闪光灯下，吹奏出来的，居然是一曲带着合肥土腥味与市井气的安徽小调。

洋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以为这是东方古帝国深不可测的秘响，纷纷起立致敬；而我们的老中堂，大约正端坐着，拿手抚着白须，眼里闪过一丝功成的狡黠。

这支曲子，后来被西方人冠以尊名，叫做《李中堂乐》。

换句话说，大清国第一次在寰宇间响亮起来的“声音”，竟是靠着合肥街头卖唱的曲调撑起来的。

体面么？自然是毫无体面可言。但应变么？却又是真真切切的快。

这极像极了大清晚期的国政：屋子塌了，便拿几根竹竿顶着；墙皮脱了，便抹上一层黄泥。只要当场不倒下，便算是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李中堂乐》吹过之后，这国歌的事，便又如石沉大海。

大清的官儿们依然各司其职，摸鱼的摸鱼，贪墨的贪墨。

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朝廷设立了陆军部，编了一首军歌，叫《颂龙旗》。

官老爷们图省事，每逢需要办外交的场合，便将这首军歌提出来应景。“于斯万年，亚东大帝国”，词唱得极其宏亮，声震屋瓦，仿佛只要歌声够大，那摇摇欲坠的江山便真能“万年”不倒似的。

时间终于滑到了宣统三年九月——也就是公元1911年的10月4日。

朝廷大约也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像样，终于下定决心，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法定国歌：《巩金瓯》。

朝廷请来了文学大家严复先生执笔。

严先生大约是用了极大的心思，将屈原、司马迁的典故都翻了个遍，写出了“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鳧藻”这样极其奥雅、极具古意、极尊贵的句子。

从文字上看，这实在是一首好词。

金瓯巩固，天庇佑之，苍生乐业，何等样的大气磅礴！

这首国歌颁布的那一天，内阁的宰相们大约是喝了几杯喜酒的，以为大清终于有了正经的体面，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列强平起平坐了。

可惜，历史从来不看你的歌词写得有多工整。

仅仅六天之后——10月10日，武昌城头响起了一声枪响。

那一枪，不仅打碎了清朝文武百官的清梦，也打碎了这首刚刚出炉的《巩金瓯》。

那些精心雕琢的文言歌词，那些“帝国苍穹保”的虔诚祈祷，连同那龙旗上的黄布，一夜之间全成了历史的垃圾。

除了清室遗老们在避暑山庄的残羹冷炙旁偶尔呜咽几句之外，这首法定的第一国歌，普天之下的百姓，竟然没有一个人真正唱过。

大清国歌的句号，划得竟是如此干脆——它直接成了大清朝自己的句号。

如今，若是我们再回头去细细审视这段历史，便会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荒诞与辛酸。

三十年间，大清换了四首“国歌”。

从曾纪泽带着忧患意识却被冷落的《普天乐》，到李鸿章随手拈来的《李中堂乐》，再到权宜之计的《颂龙旗》，直到葬送王朝的《巩金瓯》。

这中间，没有一首真正唱进过这片土地上四万万人的心里。

朝廷的大人们以为，国歌不过是一张给洋人看的名片，是一件在社交场合用来遮羞的衣裳。

他们宁可花几万两白银去修饰那张名片，也绝不愿睁开眼睛看一看那名片后面已经烂透了的肌体。

反倒是当年李鸿章在逼迫之下，顺手从民间拽过来救场的那段庐剧小调《茉莉花》，后来却漂洋过海，演变成了外国人耳朵里认知度最高、最地道的“中国旋律”。

这真是极讽刺的事。

一个王朝把“体面”二字高高挂在嘴上，视祖宗之法为不可动摇的磐石，凡事不到刀架在脖子上便绝不动弹；然而它费尽心机搞出来的“正统”，最终都被历史的浪潮冲得无影无踪。

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反倒不过是当年那个老官僚在慌乱之中，随口哼出的一段民间小调。

这调子至今还在传唱，清委婉，略带哀怨。

只是听歌的人，大抵已经记不得，这清甜的花香里，曾经夹杂过多少晚清体制的腐朽气与外交官们的冷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