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交通部长陈宝绮来到张露萍墓前，落泪说道：40年了，我来看你了！

1985年清明节，贵州息烽县烈士陵园，离休后的陈宝绮站在一座墓碑前，久久没有说话。墓中长眠的，是他四十年前的妻子张露萍。两人曾在延安短暂相聚，婚后不久便因革命任务分开，此后阴阳相隔，直到这一天才算真正“见面”。

陈宝绮抬手擦了擦眼角，低声说：“40年了，我来看你了。”这句话不长，却包含着一段被尘封多年的历史。张露萍牺牲后，身份长期没有得到确认，家人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战友也只能凭零散记忆寻找真相。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于四川崇义县一个清贫家庭。父亲以教书和经营笔墨为生，仍想方设法供几个女儿读书。她早年在成都求学，亲眼见到旧式家庭和军阀势力造成的压迫，心里很早便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她结识了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家常有进步青年往来，张露萍在那里接触到进步书刊，也第一次认真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读书不再只是为了个人出路，而成了寻找方向的一种方式。

1936年，在车崇英等人的影响下，张露萍参加了民先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成都的抗日宣传日益活跃，她参加歌咏队，带领同学到街头演出、募捐、宣传。那时的她年纪不大，却已经显出很强的组织能力。

1937年11月，党组织安排一批进步青年秘密前往延安，张露萍也在其中。抵达延安后，她改名黎林，先后进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冬，17岁的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学习无线电技术和国统区工作方法。

延安的生活让她接受了系统训练，也让她明白，地下工作不仅需要勇敢，更需要纪律、耐心和随机应变。她后来被调到文联工作，与马列学院政治研究室的陈宝绮相识。1939年，两人在组织批准下结为夫妻。

新婚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央组织部决定派张露萍回四川开展统战和地下工作，她没有向丈夫透露任务细节，只留下便条和一包糖，便踏上了返回重庆的路。

雷英夫后来回忆，张露萍到重庆后，组织给她安排了新的身份和掩护。她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有社会交往能力的年轻女子，言谈举止也要符合公开身份。一次活动中，她指挥大家唱起《拿起刀枪干一场》，声音响亮，动作利落，同志们便叫她“干一场”。

这个外号，后来成了叶剑英辨认她的重要线索。

张露萍在重庆的任务十分危险。她与军统电讯处的地下党员张蔚林以兄妹相称，住在牛角沱一带，负责传递情报、联系党员，并在军统内部开展秘密工作。军统电台的人员名册、密码、呼号、波长和通讯分布等重要资料，陆续被送到中共南方局。

有一次，他们截获军统准备派小型电台潜入延安的密电。情报及时送出后，相关人员刚进入陕甘宁边区便被捕。对军统而言，这不是普通的情报泄露，而是核心部门被人长期渗透。

戴笠得知后震怒，加强了对机要、电讯部门的监视。偏偏就在这段时间，张蔚林因操作失误烧坏收发报机真空管，被怀疑故意破坏。他一时慌乱，从看守所逃出，返回住处后，军统人员搜出了电台密码、设备名册以及与张露萍有关的材料。

搜查结果让整个地下小组暴露。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人相继被捕，冯传庆在逃离过程中也未能脱身。张露萍当时正在成都，敌人伪造张蔚林病重的电报诱她返回重庆。她刚到两路口，便落入特务手中。

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军统电台案”。七名地下党员被捕，军统内部震动极大。审讯人员试图从张露萍身上打开突破口，认为她年轻、身份特殊，或许更容易动摇。

事实恰恰相反。

面对审讯和酷刑，张露萍始终没有供出组织。敌人甚至安排假释，派人暗中跟踪，想借她寻找南方局的联络机关。张露萍识破后，经过曾家岩周公馆门口时，故意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使特务误以为她与周公馆毫无关系。

这个细节很小，却直接关系到南方局领导机关的安全。她没有用激烈的言语对抗，而是用一次冷静的行动，切断了敌人的判断。

1941年3月，张露萍等人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她的狱中编号是253，关押地点为女牢“义斋”。身体上的伤痛和沉重的镣铐没有消磨她的意志，她还照料患病的战友，甚至变卖自己的金戒指，换取药品和营养品。

她也常给“小萝卜头”讲故事、教识字。在狱友眼里，她不像一个被囚禁多年的人，仍然爱说话，关心别人，遇到情绪低落的同志便劝慰几句：“不要灰心，总有一天能出去。”

遗憾的是，这一天她没有等到。

1945年7月14日，看守以“释放”为名，将张露萍等人押上囚车。行至快活岭附近，特务突然命令他们下车。枪声响起后，张露萍身中数弹。负伤的她仍然保持镇定，对行凶者说：“有本事，再往我的胸口来两枪。”随后，她倒在了血泊中。

新中国成立后，“军统电台案”的材料并不完整，张露萍等人的真实身份一度没有得到确认。她的母亲直到1970年临终前，还在追问女儿是否回来。老人不知道，女儿早已牺牲，只是烈士的名字和功绩仍被埋在历史的阴影里。

1980年起，四川、贵州等地开始复查此案。幸存者韩子栋、南方局旧日同志以及当年参与地下工作的人员，陆续提供证言。1983年7月，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张露萍等人的情况，叶剑英听到“干一场”这个名字后，立刻想了起来：“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吗？”

他还追问冯传庆的情况，并回忆起当年曾送给对方一件皮袍。叶剑英随后为张露萍等人的革命经历出具证明。经过调查，七名烈士的身份和事迹终于得到确认。1984年，他们的遗骸被迁葬到息烽县烈士陵园。

一年后的清明节，陈宝绮终于来到墓前。墓碑上的名字已经清楚，尘封多年的案情也有了结论，可墓中的人再也无法回答他的呼唤。

他站了很久，只说了一句：“40年了，我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