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７年中行查账，发现周总理一笔巨额外汇存款，背后的故事催人泪下

1997年，中国银行内部审计人员在整理历史账目时，于一份特殊外汇账户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周恩来。账户里的资金并不算当时银行往来的最大数目，却因存入时间和署名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这笔钱约为1.2万英镑，存入时间是1967年。按当时汇率折算，折合人民币约8万余元。更特别的是，它并非周恩来个人取用的存款，而是一笔由海外人士汇入、希望交给国家使用的款项。

银行人员顺着账目查下去，才逐渐接近这段往事。钱的背后，牵涉一对在英国生活多年的夫妻，也牵涉他们在国家危难和个人选择面前，作出的几次重要决定。

女方原名多利，191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遭到德军持续轰炸，许多工厂、商店被迫停业，普通人的生活被战争彻底打乱。为了谋生，多利来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担任出纳。

那时，分行还承担着为在英华籍海员发放工资的业务。海员们工作辛苦，收入来之不易，但有人领到钱后很快便花在酒馆、赌场和消遣上，甚至提前支取下月工资。

多利也是战争受害者。她从报纸上了解到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便常劝这些海员留下一部分工资，寄给国内亲人，或者捐给抗战事业。她还利用熟悉业务的便利，尽量为汇款者减少不必要的手续费用。

这件事并不复杂，却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中国红十字会曾在分行设置募捐箱，款项用于救助和抗战。多利发现负责管理的人有私自取用的嫌疑，便在对方前来取钱时，把募捐箱暂时藏起。

她没有想到，阻止侵吞捐款的行为，竟被反过来指责为“私藏募捐箱”。在当时的环境下，银行管理层虽了解她的为人，却难以公开与有权势的管理人员对抗，多利面临被解雇的处境。

关键时刻，一名中国职员站出来替她辩护。他叫刘本昆，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进入中国银行工作，被派往伦敦分行。刘本昆清楚事情原委，坚持认为不能让一个尽职的员工替他人的过错承担责任。

“她没有拿走一分钱，不能这样处理。”据相关回忆，刘本昆曾当面表达过类似意见。

这次相助，使两个人有了更多接触。刘本昆欣赏多利的正直和善良，多利也逐渐理解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对故国的牵挂。两人结婚后，多利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刘道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伦敦分行的归属和资金管理变得格外复杂。当时，海外机构内部存在不同立场，部分人员还试图将分行外汇转移到台湾。刘本昆与几名同事选择留下，设法保护银行资产，并向国内方面报告情况。

这件事的意义，不只是保住一笔钱。新政权刚刚建立，海外金融机构能否稳住，关系到国家外汇、国际结算和对外信誉。刘本昆后来继续留在伦敦工作，夫妻二人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但他的心思却慢慢回到了中国。

他想回国。想得很坚决。

当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刘本昆若回国，英国籍妻子和孩子能否同行，都是现实难题。刘道蕊起初也有顾虑，伦敦有住房、亲友和稳定生活，而中国百废待兴，条件自然无法相比。

1953年，刘本昆获准回国参观。短暂的行程让他看到了战后中国的困难，也看到了新社会正在恢复秩序、发展生产的劲头。他回到伦敦后，态度更加坚定。刘道蕊经过考虑，决定陪丈夫回国，并放弃英国国籍。

1957年秋，刘道蕊加入中国国籍。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英国方面要求她提供中国政府愿意接收她的证明。经过交涉，她最终完成了身份转换，成为中国公民。

刘本昆此后多次申请回国工作。直到十年后，申请才获批准。临行前，夫妻俩低价处理了在伦敦的房产、汽车和家具。许多东西卖价远低于购入价，他们并不计较，只希望尽快踏上回国的路。

回国前，两人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国家。刘道蕊提出，可以用匿名方式汇给周恩来，因为“交给总理，才放心”。1967年6月，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和一笔1.2万英镑汇款送到了有关方面。

信中说明了资金来源，也表达了希望这笔钱用于国家建设的愿望。周恩来收到后没有接受，而是要求查明捐款人身份，将款项退还。相关批示的核心意思很明确：个人汇款，国家不能随意收取；捐款人的善意值得肯定，但手续必须合规。

由于历史条件和工作变动，这笔钱后来一直保存在银行特殊账户中。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笔款项却没有被挪作他用。直到1997年审计时，工作人员才重新发现它，并查明了刘本昆、刘道蕊夫妻的身份。

经过核算，本金加上多年利息，金额已达到数十万元。银行依照当年的处理意见，准备将钱连本带息退还给他们。

夫妻二人却拒绝了。

当时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刘本昆患病，长期治疗需要支出，退休金并不能轻松覆盖全部费用。银行工作人员劝他们收下，刘道蕊仍坚持认为，这笔钱既然当年是献给国家的，就不该再拿回来。

后来，双方商议将款项用于中国银行内部的奖励和公益用途，设立相关基金，表彰工作表现突出的员工。那本沉睡了三十年的账簿，也由一笔未被动用的外汇，变成了一段关于职业操守、归国选择与国家信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