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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于本月19日宣布,将把10年期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翻倍至40亿美元,操作时间为9月9日至11月4日。美国财政部给出的理由是,此举旨在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持续强劲需求的期限段补充流动性。这一决定是在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19年来新高后作出的。贝森特随后在接受CNBC采访时甚至暗示,回购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超出40亿美元。
对此,德鲁肯米勒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强劲需求恰恰说明市场运转正常。他列举称,拍卖并未失败,交易商资产负债表没有瘫痪,也没有出现强制平仓。言下之意,市场并没有失灵,根本不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在德鲁肯米勒看来,当前长债收益率的攀升,本质上是市场对美国财政恶化作出的自然反应。
数据确实触目惊心。美国通胀水平持续高于美联储目标,失业率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财政赤字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国家债务规模更是突破40万亿美元。即便如此,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与名义经济增速相近甚至更低。德鲁肯米勒认为,这并不算高到足以扼杀经济的水平,反而是市场终于开始对失控的财政投下不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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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批评道,债券市场并非某些人所谓的债券义警在胡作非为,而是此前一直被政府当作软柿子,如今才刚刚开始咳嗽,财政部却试图把这声咳嗽捂住。他将长期国债收益率称为美国财政仅存的最后警告灯。随着赤字扩大,投资者要求更高收益率,进而推高政府利息支出,这本应倒逼政界启动支出改革。德鲁肯米勒强调,长期国债收益率是全球最重要的价格信号,也是美国仅剩的财政纪律机制。
一旦政府通过回购人为压低利率,这一警告功能就会被削弱。德鲁肯米勒警告称,哪怕只是将利率压低1个基点,也等同于给拖延问题发补贴。更低的利率会掩盖政府的利息负担,让政客们更有借口推迟财政改革。此外,回购时间跨度覆盖11月中期选举,难免引发政治操纵的质疑。如果国债管理被视作选举前压低利率的工具,美国国债市场赖以生存的核心资产——信任,将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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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师徒间的公开分歧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两人渊源颇深。贝森特与德鲁肯米勒早年都曾在乔治·索罗斯旗下工作,德鲁肯米勒在担任对冲基金经理期间,几乎每天都与贝森特交流,是其重要的智囊。据彭博社报道,德鲁肯米勒过去对贝森特涉足政坛及政治表现曾给予高度评价,如今却公开唱反调,足见其对财政前景的担忧之深。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德鲁肯米勒的批评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美国债务上限僵局反复上演,越来越多市场人士开始质疑美债的避险属性。回购操作虽然在短期内能缓解流动性压力,但若被解读为变相的收益率曲线控制,可能引发外资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进一步担忧。事实上,日本、中国等主要海外持有者近期已呈现减持趋势,若收益率被人为压制导致实际回报转负,资本外流压力恐将加剧。
另一方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也让局势更加复杂。在通胀黏性较强的背景下,美联储降息空间有限,而财政部却在长端发力压低利率,这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错位,可能让市场陷入更深的困惑。历史经验表明,当政府试图对抗市场定价时,往往事与愿违。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试图通过工资物价管制压制通胀信号,结果导致供需严重扭曲,最终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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