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专家：30年内，首个自然走向毁灭的发达国家或将出现？

2026年8月下旬，英、法、德、意、荷、挪、加七国联合发表声明，措辞严厉地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紧接着，埃及、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整整15个国家，在不到48小时内接连对以色列发难。

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警告，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已经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外界都以为这是以色列眼下最大的坎。

可以色列本土经济学家丹·本·戴维刚在播客里扔了颗更大的炸弹：不到30年，我们极有可能亲眼见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然走向毁灭”的发达国家诞生。

不是因为外敌入侵，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和造血血液正在被彻底抽干。

本·戴维的判断，首先建立在一组人口数据上。以色列50岁以上人群中，极端正统派哈雷迪犹太人只占6%。

但在0岁到4岁的幼儿中，这个比例已经飙升到了26%。6%到26%，仅仅隔了两代人的时间。“他们不是未来的预测——他们已经出生了，明天就要上学了，”本·戴维说。

哈雷迪是什么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黑衣、黑帽、大胡子。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不服兵役、不学世俗知识、靠政府补贴生活、拼命生孩子。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5年的报告显示，哈雷迪人口已达约145万，占总人口的14.3%。更惊人的是，57%的哈雷迪人口年龄在19岁以下。

哈雷迪生育率维持在6.5左右，而以色列其他群体的生育率已降至2左右。

本·戴维打了个比方：哈雷迪的人口占比每25年翻一番。照这个速度，再过25年，以色列一半的幼儿都将是哈雷迪家庭的孩子。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生得多，而是他们怎么活。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长期徘徊在50%出头，过去十年几乎没有改善。

本·戴维跟踪了20年的数据发现，哈雷迪男性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接近于零，而且没有任何增长”。

以色列财政研究机构的数据揭示了一个“财富转移”的真相：平均每个非哈雷迪犹太家庭每月向国家净缴纳8842谢克尔，而每个哈雷迪家庭每月从国家净获得5983谢克尔。

钱从干活的人口袋里，流向了不干活的人。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估算，政府每年给哈雷迪群体的直接补贴、税收减免、实物折扣等，加起来高达380亿谢克尔。这个数字有多夸张？

以色列全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年度总支出是140亿谢克尔，所有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加在一起是120亿谢克尔。医院加大学，还不到养哈雷迪群体的三分之二。

如果说哈雷迪是在给以色列“放血”，那精英流失就是在“挖根”。

以色列税务局分析了2015年到2024年的数据，发现2023和2024年，富裕阶层、科技和医疗从业人员的离境率冲到历史高位，差不多是2019年之前的两倍。

高科技从业者离境人数增加约150%，医疗行业增加超过100%。

具体到人：2023和2024两年，有949名医生、3350名工程师、21000多名本科毕业生离开了以色列，其中7400人是理工科背景。

光2024年一年就走了530名医生。据媒体报道，2024年已有超过82000名公民离开以色列。

走的还不是普通人。以色列创新局2026年的报告显示，十年以来首次以色列的研发员工数量减少，减少了约3500个职位。

截至2026年3月，以色列私营高科技公司中只有62%的员工还在以色列境内工作，2019年是69%。金融岗位和决策中心正在往国外搬。

这些人是以色列的纳税主力，是高科技产业的脊梁。以色列就是靠人才、靠科技、靠创新立国。现在能挣钱的、能创新的、能交税的，一个接一个走了。

本·戴维算了笔账：以色列工人平均每小时产出42美元，美国工人差不多是3倍。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和世界领先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了3倍多。

一边是不干活的人越来越多，一边是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像一棵大树，根在烂，叶子在掉。

打仗是要花钱的，而且花得比想象中多得多。

2026年3月，以色列议会以62票对5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总额8506亿谢克尔（约2710亿美元）的创纪录预算案。

其中，国防部预算超过1420亿谢克尔（约453亿美元），比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前高出约120%。

军方经济顾问给出的数字更吓人——这场仗的总成本“肯定超过一万亿谢克尔”，折合3060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GDP的5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的年度评估指出，以色列的GDP仍比战前预期的增长轨迹低了约9%。

IMF将以色列2026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3.5%，战前的预测是4.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更悲观，预测以色列2026年经济增长仅为3.3%。

政府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的5.2%扩大到2026年的6.2%。公共债务预计将升至GDP的70.1%，到2031年可能达到约74%。

战前以色列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是60.5%，到2025年已经上升到68.5%。三年仗打下来，以色列的债务增加了差不多8个百分点。

本·戴维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不仅是他们的政客造成的，也是我们的政客造成的。正是世俗政客的默许，才让宗教领袖有权剥夺孩子的教育。”

几十年来，不管谁当总理，都得求着哈雷迪联盟，对方的条件只有两个：给钱、免兵役。任何一个政党想组阁都必须拿到议会过半席位，而哈雷迪群体手握大量选票。

本-戴维在播客里扒了更多老底：建国头三十年，以色列的钱花在医院、大学、马路上。七十年代末政策转向，钱开始从公共品流向小圈子。

以色列这盘棋，说到底是政客拿未来换今天。一个靠人才和科技立国的国家，正在被自己的政治算计和人口结构一点点掏空。

“以色列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解决问题，但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没有‘最后一刻’了，”本-戴维说。

在经济学上，“崩溃螺旋”是指当一个国家开始经济崩溃时，最先离开的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强、有选择权的人，这意味着留下的人要承担更重的负担，从而加速下一轮逃离。

以色列正在陷入的就是这样一个螺旋。

按照目前的路走，以色列大概率活不到建国一百周年。不是被导弹击垮，不是被敌人征服，而是被自己人从内部一点点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