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陈文锐：上海回忆

2024年12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年会合影。前排中为陈文锐。

陈文锐，上海人，1945年上半年9岁时秘密赴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入淮北雪枫小学为学员，不久参加新四军第四师，后入华东军政大学雪枫文工团。离休前为中央芭蕾舞团一级演奏员。

2024年12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年会。前排左五为陈文锐。

上海回忆

陈文锐

不久前，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一座对我而言陌生又熟悉的城市。

还记得日本投降前的上海，美军飞机整日在天空盘旋轰炸，时局动荡不安。父亲思虑深远，为了保住我们陈家这根独苗，特意托新四军的联络人、歌唱家毛铁民叔叔，把我从战火纷飞的上海，带到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如今毛叔叔已经离世，这次回沪，我便专程拜访了他的女儿毛佩令女士。

巧的是，她就住在我小时候住的同孚路（现石门一路）附近，南京西路的一栋八层高楼里。我迫不及待地朝着南边眺望，却再也寻不见记忆里那条不算小的大中里弄堂。我沿着马路慢慢向南走，走到曾经的大中里弄堂口——这里，是我小时候总缠着妈妈撒娇求抱抱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我曾亲眼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老头，举起手杖殴打路边的乞丐，吓得我一头扎进弄堂深处不敢出来。

我一路走走停停，四处打量，走到南面的马路转角处，忽然想起当年上海采芝斋在这里开张时，鞭炮齐鸣、彩旗飘扬的热闹景象。可如今，大中里和周边的老弄堂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横跨南北街区的现代化大型商业建筑。

陈文锐10岁时留影

这片土地，藏着我童年最深刻也最沉重的记忆——那是上海沦陷在日本铁蹄下的岁月。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美国随即对日宣战。至此，上海租界的“孤岛”岁月彻底终结，日本兵很快就开进租界，全城百姓人心惶惶、惊慌失措。那一年，我只有五岁。每个上海人，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践踏租界的那一天。

头一天，我们一家人既手忙脚乱又满心恐惧，清理着家中一切可能引来祸端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墙上一直挂着的一张大地图，我叫不上它准确的名字，只记得图上按照各国人口、资源、版图大小，画着一个个高矮不一的人形。中国排在第一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顺着往下，人形越来越小，排在最末尾、最小的那个，就是日本人。好家伙！这要是被自诩“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兵看见，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将地图扯下来，撕得粉碎，随即一把火烧掉了。全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那天一直忙到深夜，我困得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早，我依旧像往常一样，去对面张家花园里的光明小学上学。没过多久，日本兵就闯了进来，把所有师生都集中到大堂里。我缩在人群中，看着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在人群里来回扫视、四处搜查，仿佛在抓捕什么人，心里害怕得怦怦直跳。好在他们最后似乎一无所获，悻悻地撤走了。

学校当即停课，不许孩子们独自回家，必须由家长亲自来接。我等了许久，父亲实在抽不开身，辗转托人通知了正在上班的表哥来接我。表哥紧紧拉着我的手，脚步飞快，我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能跟上。走过王家沙那家银行大院墙外的人行道时，我们撞见了大批日本兵，站在最中间的，是一个满脸凶相、身材肥胖的军官，他拄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指挥刀，立在马路牙子上。我们从他眼皮底下低头走过，连一眼都不敢多看，恐惧紧紧攥住了我的心。

从那天起，日子便一天比一天难熬。买米成了最艰难的事，粮店门前永远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队，队伍挤得人贴人，人人都怕一家老小饿肚子，上海人管这叫“轧米”。瘦弱的母亲去粮店排队，竟被日本人狠狠打了一拳，回家后便一病不起。我还记得，那时家里常吃煮玉米粒，大概上海人从没吃过这东西，不知道怎么煮，煮出来的玉米粒又大又硬，根本咬不动。早餐店里，也多了从未见过的红薯汤。从前英租界里，那些模样好看的黄色单层公共汽车，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听人说，全都被日本人弄到兵舰上去了。

从毛佩令家东门出来，便是卡德路（现石门二路）。路口东北角，就是我读初小的国强中小学，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事，就发生在这里。

1944年的一天，我背着书包向北穿过十字路口，一辆日本军用卡车突然朝我猛冲过来，没有鸣笛，反而加速驶来。我吓得拼命往前跑，只差一点点，就被车轮碾到！站在马路中间红绿灯下的印度警察，目睹了全过程，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我惊魂未定，心跳不止，走完一整条马路才慢慢平复下来。

那时母亲已经去世，姐姐也去了抗日根据地，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平日里多靠给大资本家当佣人的姨妈照料。几天后，姨妈得知这件事，又惊又怕，立刻拉着我坐上黄包车，回到事发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路）与卡德路路口。她一遍又一遍地拍着地，再轻轻拍着我的胸口，嘴里念着“哉哉、哉哉”（注：此处为上海方言“zāi”，意为哎呀或用于安抚），为我压惊。当时，还是那位“红头阿三”警察，一直用温和又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们。日本兵的横行霸道，差点夺走我的小命，也让我小小年纪就尝尽了做亡国奴的屈辱与悲惨。

陈文锐10岁时留影

佩令又陪着我往西走，快到泰兴路（旧时叫马达赫斯特路）时，路过当年的允中女子中学——那是姐姐去抗日根据地前就读的学校。那时每天上学路过这里，我都会忍不住想起她。

为了维持生活，父亲一人打好几份工，家里没人照看我，便将我寄住在泰兴路的表哥家。泰兴路与北京路的转角处，是当年小有名气的丽都舞厅，我和佩令都对这里十分熟悉。我小时候上学抄近路，总爱从丽都舞厅后门的弄堂里穿过。几十年后，这里改建为政协大楼，佩令还在那里上过几年班。

说起丽都舞厅，我还想起一件十分有趣的往事。

在我寄住表哥家的前一年，表哥在新闸汽车公司上班，那时公司里只有一辆小汽车。表哥表嫂的婚礼，就是在丽都舞厅举办的集体婚礼，场面在年幼的我看来，新奇又好玩。礼堂里家属不多，马路上也见不到几辆汽车。听说这种集体婚礼，会由市长或是民政局局长（偶尔处长也会来）亲自证婚，参加的新郎新娘，大多是城市贫民，也有不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

那时，我站在一旁看着，只觉得一对对新人走下台阶时模样各异：有的新娘又高又瘦，新郎却又矮又胖；有的新郎清瘦，新娘却很丰满，高矮胖瘦反差极大。那些看起来格外不般配的，大多已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甚至还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整场婚礼里，年轻又标致的夫妇少之又少，而我的表哥表嫂，便是其中最亮眼、最般配的一对，我在心里暗暗为他们骄傲。

在泰兴路上，还有一件更让我难忘的欢喜事——离开上海四年后，我竟在这里意外重逢了表嫂。

那是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军大文工团临时编入上海军管会，只等上海一解放便进城开展宣传工作。三野的领导机构在苏州待命，我们则在丹阳乡下等候命令。终于，激动人心的上级命令传来，我们飞快登上闷罐车，向着上海疾驰而去。

可车到南翔站（那时南翔还是个人烟稀少的郊区）便停了下来，上级命令我们原地等候——因为上海市内的敌产和公房极少，部队不得进入民房，只能露宿街头。军管会让我们继续等待，几天后实在没有安置之处，只好让我们先返回原单位。好在团里的老同志们（大多是上海本地人，有亲友在沪）获批放假一天，回沪探亲，我也有幸在其中。

从北站下车后，我直接赶往北四川路新亚大酒楼，找到了在三野文工团的姐姐，她正在八楼天台排练打腰鼓。姐姐告诉我，有人捎信来说父亲不在上海，我便立刻直奔泰兴路，寻找表哥表嫂。可邻居却说他们已经搬走，我心里顿时失落极了。

不想没过多久，有人告诉我，刚才看见表嫂来这边串门。我连忙寻过去，终于在斜对面的小铺里，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表嫂。我九岁离开上海，四年间个头没长多少，也杳无音信，表嫂乍一看见穿军装的我，先是一脸诧异，随即猛地叫出我的名字，一把将我紧紧抱住，哽咽着说：“姨妈天天想你，一想就哭啊！”

她拉着我就往电车站赶，旁人说表哥还在别处串门，表嫂摆摆手，让他随后赶来。电车上人不多，乘客们的目光一下子都聚到了我身上，纷纷笑着说：“侬快看！小解放军喏！”

上海解放一个月后，陈文锐在上海留影（时年13岁）。

我一身军装，打着绑腿，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左臂上戴着上海军管会的臂章，看着上海百姓对解放军的欢迎和脸上真诚温暖的笑容，心里满是骄傲与神气。

到了姨妈家，在资本家宅里当佣人的二十来个人全都围了上来，大半我都还认得——他们从前都曾悉心照顾过我。在汽车间里，姨妈和众人围着我问长问短，热闹非凡。姨妈得知我姐姐也在上海，立刻带着全家赶去相见，她们一别八年，重逢的场面感人至深。那一夜，我兴奋得彻夜未眠！

如今再走在上海的街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安宁繁华。曾经的恐惧与苦难早已远去，那些战火里的惊慌、饥饿中的挣扎、生死边缘的惊魂一刻，都成了刻在骨血里的记忆。

从忍受做亡国奴的屈辱，到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从仓皇逃离故乡，到身披军装荣耀归来；这条街、这片弄堂，见证了我从孩童到少年，从苦难到新生的全部岁月。

那些痛过的、怕过的、思念过的、激动过的日子，都化作了此刻心中最沉实也最温暖的回忆。（本文原载于《中国老年文化》总第67期，经陈文锐前辈同意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