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知道贺龙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却不知道他的家族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包括他的父亲贺仕道和四个兄弟姊妹在内,一共有100多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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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牺牲的亲人中,对贺龙帮助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是他的大姐贺英。
贺龙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他的大姐军事天分比他高,军事成就也比他高,如果能活着,1955年授衔名单可能要改一改。
我们可能这么理解:贺龙自己都是元帅了,贺英如果活到评军衔的时候,可能也是元帅。
那么,贺英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干了些啥?
贺龙兄弟姊妹七人,贺英是老大,比贺龙足足大十岁。
我们对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津津乐道,却不知道背后支持者就是贺英。
贺英作为家中长女,从小就很懂事,因家境贫困、母亲长期卧病在床,所以她负责操持家务,并抚养六个弟弟妹妹。
因为世道不好,所以贺英不爱红装爱武装,史书说她“少习武术,性果敢”,没人敢欺负她。
1906年,20岁的贺英嫁给了桑植县哥老会首领谷绩庭,被称作“凤头大姐”。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同盟会会员谷壮猷的影响下,二人开始招兵买马,组织民团武装,与当地封建反动势力斗争。
这是贺英革命生涯的开始,也是她传奇人生的开始。
在丈夫谷绩庭的引导下,贺英学会了打枪、带兵和排兵布阵,夫妻二人把地盘一点点做大,巅峰时期手下拥有近300人枪。贺英常常骑着高大的白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威风得不得了。每次打仗的时候,她都很勇猛,常常手持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湘鄂西的穷人都喊她“香大姐”,敌人则喊她“女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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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受到贺英影响,贺龙也参加革命,与大姐夫谷绩廷一起领导湘西暴动,一举夺取了80余支枪,但两次攻打石门都未成功。不久他又带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税卡,缴获12支枪,顺势成立自己的武装,但很快队伍就在讨袁途中被谭延闿缴械,他侥幸逃脱。
后来,贺龙在贺英的支持下回湘西继续革命,“两把菜刀闹革命”,之后加入川军,从营长一路做到混成旅旅长。
贺龙家族之中许多人参加革命,结果遭到了反动派的疯狂镇压。
1920年,贺龙的父亲贺仕道与小弟贺文掌被反动势力残杀。
两年后,贺英的丈夫谷绩庭也被人在鸿门宴上杀害,她含泪埋葬丈夫,然后自任司令,继续从事武装斗争,转战于桑植、鹤峰一带,并于1924年出兵协助贺龙率领的川军对抗湘军。
贺龙率部向黔东转移后,贺英又与贺龙手下一名团长留守湘南,以“后方留守司令”的名义继续与湘军展开斗争。
1926年,贺龙以师长之职率部参加北伐,队伍抵达武汉后,贺英突然出现了,她是来看望贺龙的。
在武汉,贺英见到了周逸群等共产党人,思想得到进一步洗礼,搞清楚了自己到底信仰什么,也知道了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以前,贺英走的是江湖路子,带着部队劫富济贫,虽仗义但没有方向;回到桑植后,他决定跟着共产党走,搞真正的革命,让穷苦百姓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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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策应大军北伐,贺英大规模扩张部队,很快手下便拥有两个营的兵力,他带着这些人攻克桑植县城,驱逐反动派势力,被当地百姓以赠送“万民伞”,这是旧时对英雄的最高礼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迅速恶化,贺英很有先见之明,他找贺龙要了一笔钱,在桑植县扩大武装,成为贺龙的坚强后盾。
此时,贺英的思想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做的所有事情都很注重民众切身利益,当地百姓对此很感慨,曾说,“香大姐从贺军长那里学来了道义”。
1928年2月,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老家,此时他手下只有八个人,曾经统帅数万大军的起义总指挥,如今沦落到无兵可用的地步,乡亲们也开始打退堂鼓,认为革命这条路走不通。
贺英见弟弟如此困难,便将自己掌握的千余人武装全部交给贺龙,贺龙则靠着这些人发动桑植起义,她本人更是成为贺龙手下一名干部。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贺英的几个弟弟妹妹相继牺牲,她本人更是在战斗中多次身负重伤,即便如此,当她听说贺龙部队损失惨重,被敌人围困在桑鹤边界的深山后,她还是带着20多人打土豪、筹钱款,将银元、布匹、棉花、粮食源源不断地送给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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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件事,贺龙晚年感慨万千,曾回忆说,“若没有我大姐的支援,后果不堪设想!”
贺龙说大姐的军事才能比他高,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贺龙对自身处境无计可施时,贺英却告诉他,“老待在深山不是办法,队伍要进行整顿,还要主动打出去,否则绝无出路。”
一语惊醒梦中人,贺龙马上对队伍进行整编,加强思想建设,加大训练力度,使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得到提升,然后拉着部队主动出击,在贺英的建议和掩护下,他智取汪家营、奇袭建始城,夺取了不少枪支,还扩大了队伍,并最终解放鹤峰、桑植两县,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
这是贺龙在南昌起义后的又一个高光时刻,而背后“高人”则是他的大姐贺英。
1955年大授衔,评元帅的两条硬标准,一是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团以上领导,二是为根据地的创建作出过实质贡献,这两条贺英都占了。
后来,贺龙的队伍扩大为红四军,并南下洪湖展开斗争,贺英则负责留守后方,是根据地军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此期间,贺英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她先是率领鹤峰游击大队击败叛军,而后又击败窜入根据地的四川土著武装甘占元、张轩等部3000余人,有力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还将缴获的枪支弹药送给贺龙,使刚经历失败的贺龙部队能及时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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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8年,贺英就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但组织没有同意,之后她又两次申请,还是被拒绝。
拒绝的原因,不是贺英不够资格,而是组织认为她不入党,比入党的作用更大。
原来,当时湘鄂边的情况很复杂,存在着各种武装势力,比如民间武装、地方团防,他们之中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也有反对和镇压革命的,贺英作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女司令”,在这些人中威望很高,大家都很信任她,如果她当了共产党,很多事情操作起来就不方便了,甚至引起这些人的反感,这对革命工作的开展是很不利的。
正因如此,组织决定让贺英继续留在“江湖”当中,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为党做事,未来有一天时机合适了,再让她入党并补上党龄。
1931年,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始向湘鄂边渗透,肃反很快就轰轰烈烈展开,大量共产党员被错杀。
到1933年初,湘鄂边的党组织几乎被掏空,只剩下4个真正党员,组织被瓦解到这种程度,贺英的入党通道也被彻底堵死。
更困难的还在后头,1932年,国民党派遣大量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对湘鄂边根据地进行“围剿”,这是一个必死之局,贺英却坚持展开斗争,即便中共湘鄂边特委和根据地独立团相继离开,她也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带着游击队在桑鹤边界的深山中坚持斗争,由于当地群众基础很好,她得到了很多帮助,最终熬到次年1月与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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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湘鄂边根据地已经彻底被左倾主义分子掌握,贺英的处境越发艰难。
当时,敌人数路大军向桑、鹤苏区发起进攻,贺英分析形势后向组织提出,请上级派遣红军到鹤峰太平一带开展工作,跟她的部队会合,以粉碎敌人进攻,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军事战略,却被根据地领导无情拒绝,使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再次陷入困境。
这年5月,贺英身患疟疾,身体很不舒服,却坚持给伤员熬药,结果病情加重。
这时,队伍里却出现了叛徒,一名混入农会的赤卫队员,将部队驻扎的位置以200块大洋卖给了当地团防。
当天深夜,数百名团防队员包围了游击队的驻扎地,哨兵发现敌人后鸣枪示警,却很快被敌人击毙。
贺英当时正在睡觉,听到枪声后马上惊醒,衣服都没穿就拿着枪冲出去,结果刚出去就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腿,她强忍疼痛拿枪反击,结果又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顿时鲜血直流,肠子都流出来一大截。
贺英用手将肠子塞回去,让人用布条帮自己包扎好,然后继续指挥战斗,鉴于敌人人多势众,她决定亲自带一队人在正面阻击敌人,妹妹贺戊妹则带着伤员和家属往后方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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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驻扎地早就被敌人包围了,贺戊妹刚出发没多久,就与敌人正面遭遇了,子弹打光后她与敌人展开肉搏,最终被敌人乱刀砍死。
贺英也与敌人战斗到了最后,一颗子弹打穿她的心脏,敌人发现她的时候,她靠在墙边的一滩血水之中,双眼睁得大大的,手里还握着枪。
在这场战斗中,贺英7岁的外甥向轩侥幸存活,当时他的右脚脖子被子弹擦伤,在撤离途中晕倒在山中,醒来后独自穿越三百里敌占区去找贺龙,他见到贺龙后,从怀里掏出一张带血的纸,那是贺英写的最后一封入党申请书,贺龙看罢泪流满面,内心痛苦极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没走出指挥所。
在贺龙的家族当中,除了他之外,贺英是革命贡献最大的人,《桑植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评价:
贺英是贺龙闹革命的坚强后盾,他们二人姐弟情深,她是第一个把部队交给贺龙、交给党的人。贺英倾尽家产支持革命,她有一碗米、一尺布也要交给红军,洒尽最后一滴鲜血也是为了保卫苏区。她是红色根据地的捍卫者,贺龙在外闹革命,她在内守护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在湘鄂西地区声望很高。利剑能挡百万师,她在巩固、保卫根据地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如果贺英还活着,到1955年授衔的时候,我想名单中肯定有她的一席之地。
只可惜,贺英的生命定格在了47岁这一年,200百块大洋葬送了她27年革命生涯,这是我党在革命过程中的重大损失。
2009年,贺英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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