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0年3月，福建、赣南交界的山路上，毛泽东正率领红军攻打南康、大余等地，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刊出了一篇讣告，宣布这位中国革命者已经病逝。
讣告刊登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0年第14期，时间是3月20日。文中称，毛泽东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去世，还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之一，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
这不是有意制造的宣传，而是一场由情报中断和消息误传造成的严重差错。更特殊的是，讣告发表时，毛泽东不仅活着，而且已经从一场重病中逐渐恢复，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革命根据地也正在扩大。
事情的源头，要从1929年夏天说起。那时红四军在赣南、闽西转战，部队内部围绕党的领导、军队指挥权以及根据地建设方向，产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没有当选前委书记，陈毅接任这一职务。
会议之后，毛泽东身体本就虚弱，又患上疟疾，只好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并养病。7月，他的病情加重，先后在上杭蛟洋、永定牛牯扑等地隐蔽治疗。为了避免敌人发现，他曾化名“杨子任”，以教书先生身份藏在山区。
那段时间，交通极其困难，红军活动区域不断变化，外界很难获得准确消息。毛泽东与中央联系减少，和朱德的通信也不如平日密切。知道他具体下落的，只有闽西特委、永定县委以及少数地方干部。
山外的人听不到消息，敌人便开始散布“毛泽东病故”的说法。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刊登国民党方面电报，称毛泽东在龙岩病故。10月21日，报纸再次刊出类似消息。11月，《江西民国日报》甚至用“毛匪泽东确已病故”为标题进行报道。
这些消息一层层传递，到了莫斯科，已经很难辨别真假。共产国际当时主要依赖各地电报、报刊和党组织报告了解中国情况，信息滞后并不罕见。闽西山区的战况本就难以及时上报，毛泽东长期隐蔽养病，更使误传有了“看似合理”的外衣。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此时正在慢慢走出险境。1929年10月，他被担架抬到上杭县城临江楼，经西医治疗十多天后病情好转。随后，他转移到苏家坡休养。11月下旬，陈毅带来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信中明确提出毛泽东仍应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接到来信后，写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工作安排：“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同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古田会议解决了红四军内部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也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就在红军局面重新打开之际，共产国际却把“毛泽东病故”的消息当成事实，写成一篇一千多字的生平介绍。文章提到他的湖南农民家庭出身、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以及与朱德会师等经历，实际上是较早从整体上介绍毛泽东革命经历的外文材料。
不过，文章中也存在明显不准确之处。例如，它把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说得过早，还称他在五四运动后便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宣传。根据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理论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在1920年夏天以后；五四时期，他的主要活动区域仍在湖南。
这篇讣告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毛泽东那时虽已是红军重要领导人，却还不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核心人物。更耐人寻味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1930年5月1日，《真理报》又刊文称赞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屡战皆捷”，说明共产国际很快又接收到了毛泽东仍在领导作战的新消息。
毛泽东本人是否见过这篇讣告，现有材料并没有这样的记录。后来公开的回忆、文献和传记中，也没有发现他生前谈及此事的可靠证据。因此，标题所说“毛泽东生前始终不知道”，实际依据正是这一史料空白，而不是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
这桩错发讣告的经过，直到1968年才被美国学者施瓦茨所著《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披露，距离讣告发表已经过去38年。1987年，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在中国出版，国内读者才逐渐知道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从档案角度看，这篇讣告既是一份错误报道，也是共产国际重新认识毛泽东的侧面证据。一个原本只在中国局部根据地活动的红军领导人，已经进入莫斯科的观察范围。只是当时的国际信息系统，连他的生死都无法准确判断，却已经开始试图解释他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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