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芳问投诚的敌91师师长刘体仁：既已决定投降，为何还要负隅顽抗？

1949年10月14日，广东鹤山县，人民解放军第14军先头部队逼近国民党军第39军第91师。枪声停下后，师长刘体仁率部放下武器。第14军军长李成芳见到他，没有先谈俘虏人数，反而问了一件怪事：“既然已经决定投降，为什么还要和粤中纵队打这一仗？”

刘体仁的回答，让李成芳颇感意外。91师并非没有投诚打算，恰恰相反，师部早已多次商议过此事。问题出在他们对拦路部队的判断上。

当时，刘体仁认为，挡住去路的是地方游击队，不是正规部队，因此不愿向对方缴械。用他当时的话说：“他们是土共。”

李成芳听后，只能摇头回应：“什么土共、洋共，不都是人民解放军吗？”

这场误会，发生在广州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军全面南撤的混乱关头。它看似荒唐，却牵出了第39军两个师起义、投诚背后的复杂局面，也说明当时战场上的信息传递有多么重要。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以及两广纵队、粤湘赣纵队、粤中纵队向广州推进。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名义上掌握三个兵团，约15万人，但部队士气低落，指挥系统也已出现松动。

余汉谋原本想依托粤北地区守住广州。可到了10月中旬，局势已经无法挽回。10月13日，他召集绥署工作人员发放薪饷，许多人从这个动作中明白，广州守不住了，各自寻找出路才是现实选择。

解放军原计划从不同方向合围广州。第四兵团沿粤汉铁路南下，第十五兵团由翁源、从化一线推进，地方部队则负责切断国民党军退路。10月14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广州时，城内守军已经大部撤离，原定的攻城作战没有真正展开。

撤退中的第39军，情况同样混乱。这个军的部队曾参加辽沈、淮海等战役，虽屡受打击，却一直没有完全被打散。1948年底，第39军由上海调往广东，负责粤北防务。

广州局势恶化后，军长程鹏奉命率部向湛江方向撤退，准备转往海南岛。第147师走在前面，第91师居中，第103师负责殿后。部队行军过快，三个师很快拉开距离，91师停在鹤山一带，103师则到了三水附近。

就在这个时候，103师师长曾元三、91师师长刘体仁，以及两师参谋长牟龙光、龙骧之间，已经有过多次商议。他们几人是同乡或旧交，对国民党军的前途判断相当一致：继续退往海南，最终很可能被当作消耗力量；留在大陆，至少还能保全部属，也不至于与家人彻底隔绝。

刘体仁曾对身边人表示：“我们不能再跑了，国民党大势已去，靠几个人挽救不了败局，不如放下武器。”

103师行动更早。10月13日，曾元三派人同解放军第四兵团敌工部门接触，双方就起义条件进行联络。103师原有官兵约4900人，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长牟龙光随后率部在三水一带宣布起义。

有意思的是，103师起义过程中，部队与解放军先头力量也曾发生险情。由于第14军推进速度很快，103师一个营隔江向解放军先头部队开炮。双方幸未造成更大误会，起义才得以继续完成。

粤中纵队也曾试图争取91师。这个纵队由广东地方武装发展而来，至1949年10月已扩大到6800余人，承担着配合主力部队、堵截南撤国民党军的任务。按照作战部署，91师正好撞上了他们的阻击线。

粤中纵队派出联络人员，试图说明形势，劝91师停止抵抗。可91师并没有立即接受，双方很快交火。对于已经打算投诚的91师来说，这一仗本不该发生，却因为对方身份判断错误，造成了人员伤亡。

等到李成芳率第14军两个团从侧后方包抄而来，91师才发现形势已经完全改变。继续抵抗没有意义，刘体仁随即率部投诚。10月14日，91师脱离国民党军指挥体系，向人民解放军缴械。

起义与投诚，虽只差两个字，性质却并不相同。103师是在同解放军接洽后主动宣布起义，91师则是在遭遇阻击、被包围后放下武器。解放军对此分得很清楚，但在实际处置上，并没有因此苛待91师。

10月15日，103师与91师被合编，纳入第14军序列。原两师军官被编入学习组，在广州郊区五眼桥接受教育改造。期间，除原103师政工处长刘启超曾试图煽动部分人员闹事外，整体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10月19日，陈赓在广州哥伦布大餐厅设宴，招待第39军起义、投诚军官。席间，他评价曾元三、牟龙光、陈一匡等人功劳相当。曾元三在起义前拒绝过利用部队去牵制其他国民党军的要求，表示自己只选择投降，不愿借机坑害旧部。

这也解释了为何解放军对两支部队采取了相对稳定的安排。曾元三后来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贵州省政协常委、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1986年在贵阳去世，享年78岁。

刘体仁投诚后，仍被保留原有职务，并随部队参加后续广西方向的行动。只是他的胃病较重，后来离开部队回乡休养。1954年，刘体仁病故于贵阳，人民政府出资为其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