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元帅、两位大将坐镇，八路军一一五师为何名将辈出、战功赫赫？

1937年9月25日，山西灵丘县平型关，林彪率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辎重部队。这场战斗规模并不算抗战中最大，却让115师一战成名，也让这支部队的底色被世人看见：干部硬、部队精、战术灵活，最关键的是，能够在不同战场上不断生长。

平型关的胜利，不能只看成一次伏击。115师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115师保留了相当完整的作战骨干和组织体系。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

这三个人的风格并不相同。

林彪擅长捕捉战机，重视战场计算；聂荣臻长于经营根据地，能够把分散力量组织起来；罗荣桓则特别重视政治工作和干部建设。三人搭档，使115师既能打硬仗，也能在敌后站稳脚跟。

有意思的是，115师并不是一支只会正面作战的部队。平型关战斗后，部队很快分散到晋察冀、山东等地发展。抗战需要的，不仅是冲锋陷阵，还要建立地方政权、组织群众、扩充队伍、筹集粮秣。单靠勇猛显然不够，必须有人懂军事，也有人懂组织。

聂荣臻承担的，正是这种“从一支部队到一个根据地”的任务。

平型关战斗后，聂荣臻率部进入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里地处华北交通要冲，日军据点密集，环境十分复杂。部队既要与日军周旋，又要处理地方关系，还要解决补充兵员和物资的问题。

据记载，聂荣臻曾对身边干部强调：“根据地不是地图上画出来的，要靠一仗一仗打出来，也要靠一件件事情做出来。”这句话未必是原话，但确实概括了敌后工作的难处。

晋察冀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华北战场的重要力量。抗战胜利后，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的形成，与115师留下的骨干和传统有直接关系。聂荣臻也由此成为华北地区军政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并在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林彪走的是另一条路径。

抗战后期，115师的干部和部队分赴各地，其中一部分力量进入东北。解放战争开始后，东北成为全国战略决战的关键地区。林彪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主要领导，罗荣桓则长期负责政治工作。

这对搭档，在东北战场形成了鲜明的互补。林彪负责军事指挥，罗荣桓负责部队整顿、干部配备和思想政治工作。大兵团作战不是把人马简单堆在一起，命令能否执行、部队能否持续作战，都离不开严密的组织体系。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东北全境基本获得解放。随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又一路南下，参与渡江后的作战和华中、华南地区的解放。第四野战军从东北出发，作战区域延伸到华南，部队规模和战果都十分突出。

林彪、罗荣桓，一个是军事主官，一个是政治主官，后来共同成为元帅。1955年授衔时，115师原有的师长、政训处主任和副师长，分别站在元帅行列之中，这在八路军各师中确实极为少见。

更值得一提的是，115师不仅出了元帅，还出了两位大将。

1937年改编时，徐海东担任第344旅旅长，黄克诚担任副旅长。徐海东出身红25军，是红军长征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将领。他在红军时期多次承担重任，部队能打善战，战斗作风强硬。抗战初期，他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后来因伤病加重，长期休养，未能在解放战争中持续指挥部队。

但军衔评定看的是整个革命历程，不是只看某一段时间的出场次数。徐海东在创建和保存革命武装方面贡献突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黄克诚的特点，则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而且能够从全局考虑问题。抗战胜利前后，关于部队向东北发展的判断，他较早认识到东北在全国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后来进入东北工作，他参与东北地区的军政建设，成为东北野战军的重要领导干部。

有人问过：“为什么一定要把力量放到东北？”

黄克诚的回答大意是，那里地域广大、工业基础较好，又有较大的战略纵深，谁能在东北站住脚，谁就可能获得长期作战的条件。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影响深远。黄克诚也因此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15师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人才链。师部有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旅级干部中有徐海东、黄克诚；部队分散后，又在华北、山东、东北等地留下大量骨干。后来不同野战军的指挥机关中，都能看到这支部队的身影。

从军事角度看，115师经历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双重锻炼；从组织角度看，它把战斗、根据地建设和干部培养结合在一起。这样的部队，既能在平型关打伏击，也能在东北指挥大兵团决战，还能在华北经营长期根据地。

1955年授衔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被授予元帅军衔，徐海东、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五位将领的军旅道路各不相同，却都曾与115师发生紧密联系。这个数字背后，反映的并非偶然，而是那支部队在抗战岁月中形成的干部基础、作战传统和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