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对准的悲剧——《九月五日》

镜头对准的悲剧——《九月五日》

今天聊聊德国 / 美国电影《九月五日》。

片名September 5(2024)。

1972年9月5日，本应是慕尼黑奥运会平常的一天。马克·施皮茨刚拿下他的第七块金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体育转播团队正在收拾设备，准备结束又一个比赛日的报道。然后枪声响了。

这不是一部关于恐怖袭击的电影，而是关于看着恐怖袭击发生的电影。导演蒂姆·菲尔巴姆没有把镜头对准绑匪，也没有对准人质，而是对准一间闷热的控制室。控制室里是一群习惯报道体育赛事的人，突然要面对直播一场正在进行的恐怖袭击的任务。年轻的制作人杰弗里·梅森第一天接手值班，上司罗恩·阿利奇回家陪家人了，德国雇员玛丽安·格布哈特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异样。

接下来的九十分钟都发生在ABC的临时演播室里。我们和那些记者一样，只能通过窗外的声音、对讲机里的喘息、不断传来的矛盾消息来拼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演极力还原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电影，花了大量篇幅展示那个时代的电视制作有多笨重。胶片需要冲洗，字幕是用塑料字母手工贴在板上的，卫星传输时间要和竞争对手CBS抢，一台摄像机要两个人抬。

这些细节催生了影片的紧张感，这些记者不是无所不能的现代媒体机器，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有一台转盘电话、一个步话机、几卷16毫米胶片。当他们决定把一台长焦镜头推到附近的山坡上拍摄人质所在的大楼时，那得有人搬，还要和德国警察周旋。

片中使用当年的老镜头来拍摄，画面带着颗粒感，颜色偏冷，很有新闻胶片得感觉。影片还大量穿插了ABC当天的真实直播画面，你看不到缝合的痕迹，两个时空被剪在了一起。

影片更多表现的是新闻伦理。

如果你有一条独家画面，拍到了绑匪站在阳台上。播不播？

你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所有人质都安全获救了。报不报？

你的竞争对手没有卫星信号，而你有多余的传输时间。共享还是不共享？

这些都是片中角色必须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应对的问题，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

ABC团队发现他们直播的画面被奥运村里的电视接收到了，绑匪正在看他们的报道。这意味着警方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了出去。阿利奇面临一个选择：切断信号，还是继续播？他没有犹豫，继续播。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肯定没错，但从警察、人质的角度来看就相反了。

影片正面表现了德国当局的无能。巴伐利亚警方完全没有处理恐怖危机的经验，拒绝了以色列派特种部队的提议，这从主权角度可以理解，但一旦不能解决问题，那就会被喷死。

他们穿着运动服、扛着不合时宜的长枪，试图伪装成运动员潜入奥运村，然后半途而废。玛丽安在给美国人翻译时吐槽：“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犯错，却拼命装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影片设置了德国人玛丽安来表现羞耻和无奈，还穿插了以色列运动员参观达豪集中营的镜头。几天后，他们中的十一个人死了。

1972年的奥运会是德国在二战结束二十多年后，试图向世界展示一个“新德国”的窗口。他们想忘记过去。他们想让世界看到一个快乐、开放、和平的国家。然后这一切在九月五日破碎了。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被电视直播的恐怖袭击，全球约有九亿人观看。九亿人里有以色列人质的家人，有绑匪的伙伴

当摄像机对准一场悲剧时，我们在做什么？是在记录？是在消费？是在共情？还是在表现自己很关心？

玛丽安说她和几百个记者站在一起，等着“发生点什么好拍照”。这也是新闻业的悖论，你需要事情发生才能工作，但事情发生了，往往是别人的灾难。

影片对人质和绑匪几乎没有任何刻画。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刻意回避了政治。你几乎看不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是导演的选择，他想讲一个关于媒体的故事，而不是关于中东的故事。

但这种回避让人觉得像是在逃避，当你的主题是恐怖袭击，而你从不问为什么有人会变成恐怖分子时，你的故事是完整的吗？

另外，影片的结尾有些仓促，这种戛然而止的风格是刻意的，为了让你停留在那种无力感里，但也有一些情感线索没有得到收束。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讲的是报复，麦克唐纳的纪录片《九月的一天》讲的是事件本身，而费尔鲍姆的《九月五日》讲的是观看。

《九月五日》拒绝将这些记者塑造成单纯的英雄或反派。他们是一群复杂、矛盾、在巨大压力下做出即时判断的普通人。

当年的记者在模拟信号时代，尚且纠结直播边界。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流量至上、谣言乱飞、消费悲剧，早已成为常态。

记录悲剧不是为了制造震撼，传递信息不是为了追逐流量，媒体的终极使命，是守住良知、尊重生命、还原真相。

旁观奥运惨案，

思考新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