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部长项南参加特工梁明德葬礼，省委书记疑惑：他称这是我爹！

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委礼堂内，老党员梁明德的追悼会正在举行。前来送行的人里，有一位从北京赶来的部级干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项南。按公开履历看，两人并无明显交集，这份特殊的礼遇，让不少辽宁干部感到疑惑。

任仲夷等领导出席仪式时，现场始终没有人弄清原因。直到有人试探着问项南，为何专程赶来参加一名普通老党员的追悼会，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爹。”

一句话，牵出了两个名字，也牵出了一段被尘封多年的隐蔽战线经历。

梁明德并非此人的本名。他原名项廷椿，福建连城人，早年离开家乡后接触进步思想。1925年，他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在华侨工人中开展革命工作。

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海外活动和组织联络经验。1927年回国后，他进入上海的地下工作系统，后来接受中央特科领导。为了保护组织，也为了切断可能被敌人追查的线索，项廷椿逐渐不再使用本名，梁明德成为他长期使用的身份。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地下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更多时候是守候、辨认和撤离。1929年，叛徒白鑫出卖彭湃等人，造成严重损失。梁明德参与了对叛徒白鑫的惩处行动。行动完成后，他没有留下掌声，仍要迅速隐去身份，回到危险而沉默的工作中。

更惊险的一次任务发生在中央苏区面临第五次反“围剿”之际。1934年，国民党方面筹划对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相关情报辗转送到梁明德手中。组织要求他把这份重要材料送往苏区，路上封锁严密，稍有差错便可能暴露。

他把情报要点密写在学生字典上，随后装扮成落魄的教书先生赶路。为了改变面貌，梁明德甚至砸掉了自己的几颗门牙。血流满面的模样，反而使沿途盘查者放松警惕。

那不是电影里的传奇桥段，而是地下交通员在生死关头的选择。梁明德经过多道封锁，最终抵达中央苏区，将情报交给周恩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提前掌握敌军部署，为部队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隐蔽工作最难承受的，并不只有枪口，还有亲情被迫中断。1932年前后，梁明德与妻子王村玉分别，他对家人不能讲明真实任务，只能留下含糊的交代。年仅14岁的儿子项德崇，也被托付给同志照料。

临别时，孩子大概不会想到，这一次分开竟会持续二十多年。父亲用了梁明德这个名字，儿子后来改名项南。两人都在革命队伍中工作，却长期不知道彼此的确切下落。

新中国成立后，梁明德在东北工作，项南则在华东、安徽等地任职。父亲托人寻找儿子，母亲王村玉也没有停止打听。由于一家人先后使用过不同姓名，寻找过程并不顺利，许多线索查到最后，都只剩下一场空。

1951年，梁明德通过组织关系，请安徽方面协助查找一个姓梁的青年干部。时任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曾希圣把情况交给项南办理。项南查了许多人，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条件者。

有意思的是，进一步核对生活细节时，对方提到自己童年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生活过。项南听到这里，心里一震，因为勃生路同样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电话接通后，听筒里传来一句：“德崇，是你吗？”

这场迟到了二十多年的父子相认，没有铺张的仪式，却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后来，项南又在闽西老区的家属名册中发现母亲王村玉的名字，几经安排，母亲终于被接出大山，一家人重新团聚。

遗憾的是，团聚后的生活并不平静。特殊时期，梁明德因长期隐蔽工作经历和复杂身份受到错误审查，被扣上“叛徒”“特务”等帽子，遭受批斗和关押。年过古稀的老人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后来中风失语，只能依靠手势表达。

1969年，他被遣返回福建连城老家。乡亲们没有把他当成陌生人，而是安排他住进敬老院，尽力照料。1972年，辽宁方面经过复查，为梁明德作出平反结论，恢复党籍，撤销错误处理。

补发的工资到账后，他没有把钱全部留给自己，而是补交了此前无法缴纳的党费，又拿出5000元支持家乡修建水库和水电站。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应当留些养老，他只是说：“钱是人民给的，也该用到人民身上。”

1978年，项南回乡探望病重的父亲。离开故土多年，他仍记得村中的道路、祖屋旁的树木，也记得童年受到乡亲照料的情分。10月2日，梁明德在龙岩去世。此后，辽宁为他举行追悼会，项南携妻子从北京赶来，身份真相也由此公开。

梁明德、项廷椿、项与年，三个名字属于同一个人。对外，他是沉默寡言的老党员；在地下战线上，他曾冒险传递关键情报；对项南而言，他始终是那个失散多年、直到晚年才重新相认的父亲。那句“这是我爹”，说的是亲情，也揭开了一个革命家庭长久守护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