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基础研究支持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研究评价”四维分析框架，系统比较了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和德国马普学会支持基础研究的实践经验，为我国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提供重要参考。研究结论如下：项目遴选方面，三者分别形成了精英“选人”、国家“选题”与机构“选帅”的特色模式；经费投入方面，持续稳定的大规模资金支持成为国际共识，构建多元化社会投入机制是主要发展方向；过程管理方面，三者均高度重视保障研究人员的科研自主权；研究评价方面，普遍注重引入国际评审机制，针对人才潜力和项目进展实施阶段性评估。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发现“赋能式治理”“主导式治理”和“协和式治理”是形成三种基础研究支持模式的制度逻辑。研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为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基础研究体系提供参考，未来将在充分结合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实情的基础上，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基础研究支持机制，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夯实基础。

基础研究能力是国家或地区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全球领先国家和地区纷纷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开始谋划与本国产业基础、发展格局和治理体系相适应的“破局之路”。剖析典型资助机制支撑基础研究的实践经验，有助于中国在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下进行前瞻性战略部署，对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链中的位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德国马普学会三个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研究评价”四维分析框架，系统比较其支持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与运行经验，以期为我国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基础研究的内涵与特征

学界对于“基础研究”虽无统一定义，但其核心常在与“应用研究”的对比中得以廓清。Bush(1945）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将其定义为“旨在增进知识而不考虑实际应用的研究”，奠定了二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基础。Nelson(1959）和Arrow(1962）从经济学视角指出基础研究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导致市场失灵，需公共干预。当前共识认为，基础研究是以探索新知识、揭示基本原理为根本目的的研究活动，其立项之初并不预设特定应用。

基础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过程与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包括事前选题非共识、事中研究不确定、事后评价多元化；二是研究周期与资源投入的长期性，重大突破往往源于研究者“十年磨一剑”的长期专注，以及资源投入方“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定耐心与持续保障。三是对“人”的高度依赖性，突破性研究高度依赖科学家强烈的内在好奇心与坚韧的探索精神，需营造宽容失败、信任自主的科研环境。

（二）基础研究支持方式

关于基础研究的支持方式，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探讨。苏铮等(2025）对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2015—2025财年预算报告进行了深入剖析，总结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项目资助布局经验。田鑫(2025）从组织、体制、立法、实践四个维度，探讨了日本如何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实现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战略转型。KIM等(2019）基于韩国国家数据，评估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的研发投资有效比率，其实证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投资比例与资金来源类型有待调整。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案例碎片化，多集中于单一国家或单一机构，缺乏跨国别、多案例的系统比较；二是分析维度单一，多聚焦经费投入或评价机制，未能覆盖从“入口”到“出口”的科研管理全链条；三是理论对话不足，多为经验描述，未能形成可移植的制度设计逻辑。这些局限导致当前研究难以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不同国家基础研究支持体系的系统性差异是什么？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如何影响科研绩效与创新生态？

二、研究框架设计

（一）研究框架

为弥补上述研究空白，本文遵循基础研究全生命周期，构建“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研究评价”四维分析框架（见图1），系统比较所选典型案例支持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与运行逻辑。这一框架的核心思想是，科技创新的绩效不仅取决于资源投入，更取决于制度设计、组织互动与治理机制的整体协同。

在这一框架下，四个维度分别对应基础研究从启动到完成的关键管理环节，并承载着不同的治理功能：项目遴选反映国家战略导向与科学共同体共识的形成机制，决定“支持什么”与“支持谁”；经费投入体现资源动员能力与配置模式，其稳定性与结构直接影响科研活动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过程管理关乎研究执行中的组织协调、风险容忍与科研自由保障，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研究评价则发挥导向与激励作用，通过设定价值标准影响科研行为与成果取向。

（二）研究对象

本文聚焦如下问题：所选典型案例在支持基础研究的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与研究评价四个维度上，分别形成了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模式？这些模式差异反映了怎样的制度逻辑与治理特征？其成功经验对我国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具有哪些系统性启示？

本研究选取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德国马普学会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重考量。一是适配性。本文旨在比较不同基础研究支持方式在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和研究评价四个维度的制度差异，HHMI作为私人慈善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代表，其资助理念与运行机制有别于政府主导的科研计划；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体现了典型的政府顶层设计与战略目标导向；德国马普学会则依托悠久的学术自治传统，形成了独特的机构式资助模式。三者在资助主体、治理逻辑和制度传统上的显著差异，为考察基础研究支持方式的多样化路径提供了理想的比较样本。二是成熟性。三个案例均历经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制度设计相对成熟稳定。HHMI自1953年成立以来，其研究员资助模式已运行超过70年；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虽于2020年正式启动，但其制度设计延续了日本大型科技计划的一贯逻辑；德国马普学会前身可追溯至1911年的威廉皇帝学会，其治理理念经过百年积淀。三是可比性。三个案例均源自发达经济体，其所在国家拥有完备的科研体系和深厚的学术传统，这为在相对一致的宏观背景下识别制度设计的差异提供了基础。

图1 基础研究支持方式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适用于探索“如何”与“为什么”等研究问题，尤其适合对基础研究支持体系这类复杂制度安排进行情境化理解。

为确保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采用三角验证法，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数据并进行交叉比对。一是政策文本与官方报告。系统收集并分析三国支持基础研究的核心政策文件、战略规划、年度报告与评估文件，如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年度报告与资助手册。二是学术文献与研究专著。广泛检索关于三国科研管理体制的论文与专著，以获取深度分析与理论视角。三是权威统计数据库。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日本文部科学省科技统计、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数据等，获取研发投入、人员结构、产出成果等定量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按照基础研究关键管理流程对三个典型实践案例展开具体分析（见表1）。

表1 典型案例分析

三、典型案例的特征与差异

基于上述对美国HHMI、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及德国马普学会的案例分析，从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和研究评价四个维度展开国际比较（见表2），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表2 基础研究支持模式典型案例比较

（一）项目遴选：形成精英“选人”、国家“选题”与机构“选帅”三大方式

在基础研究的项目遴选环节，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范式。美国HHMI是精英“选人”的典范，其“支持人，而非项目”的哲学，旨在为遴选出的顶尖科学家提供长期、灵活且充足的资金。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则体现了国家“选题”的强力导向，政府基于对未来社会挑战的判断，直接设定战略目标，并集中资源攻坚。德国马普学会则独创了机构“选帅”模式，以“因人设岗”为核心，为认定的学术领袖建立研究所，将资源与信任制度化地押注于领军人物。三种模式各有其先进性所在，美国HHMI的“选人”模式最大程度释放了顶尖科学家的探索自由，适用于前沿领域突破；日本的“选题”模式确保了科研资源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对接，适合重大共性技术攻关；马普学会的“选帅”模式则通过机构化保障实现学术传承与代际积累，有利于基础研究的长期积淀。

（二）经费投入：均提供稳定大规模资源，但分别依赖私人资本、政府预算与混合体系

经费投入方面，美国HHMI依托雄厚私人资本，为研究员提供首期7年约800万美元的长期资助，并设计了可能延续数十年的超长支持周期。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主要依赖政府财政预算，在确保规模宏大的同时，通过赋予项目经理预算调整权、差异化设置间接经费比例等精细化管理手段，实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下的资金使用弹性。德国马普学会采用混合支持体系，以占比超过80%的政府机构式资助为核心，同时辅以约10%的内部竞争性经费作为创新补充。鉴于基础研究的高风险与长期性，单一政府财政难以完全满足其资金需求。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捐赠的积极参与，既能有效补充政府资助，又能通过不同主体的特色偏好（如私人资本对“人”的长期信任、企业对应用潜力的敏锐度）催生多样化的创新范式。

（三）过程管理：均强调科研自主，但分别通过制度“松绑”、分层授权与充分自治实现

科研自主性的核心是保障科学家能够自由选择研究方向，同时免受频繁考核与行政事务的干扰，这是其潜心探索、挑战高风险原创研究的关键前提。美国HHMI通过制度性“松绑”落实自主权，赋予研究员随时调整甚至颠覆课题的权力，并以强制保障科研时间等规则，确保其能心无旁骛地追随科学直觉。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采用分层授权模式，由项目主任把握战略方向，项目经理则在执行层面享有充分自主权，可灵活调整技术路线并组建团队。德国马普学会践行“充分自治”原则，科学家在聘任阶段即通过协商确定研究方向与预算，从制度源头保障学术自由。三者的实践共同表明，科研自主需要具体的制度保障。无论是HHMI的“制度松绑”、日本的分层授权，还是马普学会的充分自治，其核心都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确保科学家拥有足够的选题自由和研究空间。

（四）研究评价：均注重外部视角，但分别聚焦人才潜力、项目进程与机构卓越

在构建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时，三个典型案例均高度重视引入外部专家视角，但其核心关切与评价单元各有侧重。美国HHMI的评价完全聚焦于“人才潜力”，特别注重组建跨国界的评审专家组，它采用多元同行评议，核心标准是判断科学家“提出重要问题的能力”与研究的“突破潜力”。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的评价则紧密围绕“项目进程”，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结合外部评审与自评的动态机制，在项目关键节点进行阶段性评估，并在结题后实施长期跟踪。德国马普学会更是将国际评价制度化，其科学顾问委员会由近千名国际知名学者组成，包括30余名诺贝尔奖得主，确保其研究质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四、三种支持模式的制度逻辑

上述案例在基础研究支持模式上的系统性差异，并非偶然或孤立的政策选择，而是其深层的国家治理逻辑、风险文化与社会契约在科研领域的具体投射与制度化体现。图2所示的“制度根源—操作环节—创新产出”三层次解构框架，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基因—表达—性状”的传导机制。

图2 基础研究支持模式制度逻辑解构

（一）制度根源

在制度根源层面，三个案例分别展现出“赋能式治理”“主导式治理”“协和式治理”的治理哲学与行动逻辑。美国HHMI的“市场赋能”逻辑，源于美国的自由市场传统，国家角色在于为私人资本与精英科学共同体“搭台”与“松绑”，将具体科研方向的决策权大量让渡给社会力量。这直接催生了类风险投资的科研风险观，即由私人慈善资本承担对“人”的长期投资风险，追求以少数“颠覆性成功”覆盖多数探索失败。这种对精英个体的高度信任，形成了“精英自治”的评价与信任机制，依赖于小范围同行评议的“精英识别”。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的“国家主导”逻辑，则根植于日本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传统，政府扮演着强有力的战略规划者与资源协调者角色。这对应着“战略管控”的风险管理模式，即通过将宏大目标分解为阶段性节点，并在持续的过程评价与资源动态调整中管理风险，其科研活动需回应明确的国家与社会需求，因而形成了“契约问责”的信任机制，评价须引入政府、产业界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视角。德国马普学会的“社会协和”逻辑，体现为国家与高度自治的学术机构之间制度化的协商与信任关系。这孕育了“制度缓冲”的风险观，即通过稳定的机构式拨款构建社会“风险共担池”，为长周期探索提供保障。其信任建立在“声誉自治”之上，依赖于高度国际化的科学共同体网络进行同行评议，权威性来源于全球学术声誉的广泛认可。

（二）操作环节

前述根源性的制度逻辑，直接塑造并体现在操作环节的四大维度，形成了三种特征鲜明的支持模式。HHMI的市场赋能、风险投资与精英自治逻辑，完整投射为其精英“选人”模式：在项目遴选上“选对人”，在经费投入上“给长钱”（私人资本主导），在过程管理上予以“松绑”，在研究评价上“看潜力”。“登月型”研发计划的国家主导、战略管控与契约问责逻辑，则体系化地体现为国家“选题”模式：在源头“定目标”，资源上“投预算”，过程中实行“分层授权”，评价时“盯进程”。德国马普学会的社会协和、制度缓冲与声誉自治逻辑，则连贯转化为机构“选帅”模式：通过“聘领袖”来设立机构，以“稳资助”（混合体系）提供基础，保障科学家“充分自治”，并以“评机构”的卓越性为最终导向。每一种模式内部，四个维度的操作都相互咬合、逻辑自洽，共同服务于其根源逻辑所设定的核心目标。

（三）创新产出

不同的制度逻辑与支持模式，通过长期的实践，催生了差异化的创新产出，并固化为特定的系统生态。HHMI的模式倾向于催生“精英引领—市场转化”的原始创新生态，其特征是诺贝尔奖级个人突破、颠覆性技术原理与高影响力论文的涌现。“登月型”研发计划致力于构建“国家目标—组织攻关”的战略创新体系，其成果体现在重大战略技术突破、工程化集成创新及关键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马普学会的模式则滋养了“机构卓越—代际传承”的稳健创新传统，表现为深厚的学派传承、持久的机构国际声誉与高质量人才的持续培养。

进一步看，三种模式各有其适配的研究类型与城市土壤。精英“选人”模式适合前沿探索性强、技术路线高度不确定的领域（如生命科学），其有效运行需要世界级科教资源与成熟私人资本支撑，适用于具备此类条件的全球城市；国家“选题”模式适合战略需求明确、需组织化攻关的领域（如清洁能源），依赖政府强统筹能力与产学研协同，适用于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中心城市；机构“选帅”模式适合需长期积累、代际传承的学科（如基础数学），需要稳定机构拨款，适用于财政稳健、拥有深厚学术积淀和自治传统的研究型城市。

五、结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研究评价”四维分析框架，对美国HHMI计划、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及德国马普学会的基础研究支持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三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础研究支持模式

HHMI实行精英“选人”模式，重视顶尖科学家的个人潜力与自主探索；“登月型”研发计划采用国家“选题”模式，集中资源攻坚重大战略目标；马普学会推行机构“选帅”模式，遴选领军学者并赋予高度自治权。三种模式分别适用于前沿探索、战略攻关和学术传承等不同科研情境。

2. 三者在经费投入、过程管理和研究评价方面呈现共性特征与差异路径

它们均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高强度的经费支持，但资金来源各异。HHMI依赖私人慈善资本，“登月型”研发计划以政府预算为主，马普学会实行混合支持体系。在过程管理上，三者都通过制度设计保障科研自主权，但实现路径不同，HHMI通过规则“松绑”，“登月型”研发计划采用分层授权，马普学会践行充分自治。在研究评价方面，三者都注重引入国际评审机制，但评价焦点各有侧重，HHMI聚焦人才潜力，“登月型”研发计划跟踪项目进程，马普学会关注机构卓越。

3. 这些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源于案例所在国家不同的治理传统与社会契约形态

HHMI“赋能式治理”模式体现了自由市场传统与风险投资文化，将科研创新的决策权大量让渡给社会力量与科学精英；“登月型”研发计划“主导式治理”模式反映了发展型国家的战略管理传统，政府在其中扮演着科研议程设定者与资源协调者的核心角色；马普学会“协和式治理”模式则体现了社会伙伴协商传统，在国家支持与学术自治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平衡机制。这些治理逻辑不仅塑造了各国基础研究支持体系的基本架构，也深刻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方向选择、风险承担方式以及成果评价标准。

（二）对中国基础研究的启示

1. 推动“选题”“选人”“选帅”三类机制协同布局，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支持体系

与美、日、德三国相比，中国基础研究的突出特征在于政府主导色彩浓厚，且正处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转型期。因此，需要在承认政府主导现实的基础上，将三类机制转化为中国语境下的制度安排：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战略需求明确领域，借鉴“登月型”研发计划“选题”模式中“战略目标牵引资源集聚”的逻辑，探索“政府定方向、企业提需求、产学研协同”的推进机制，设立国家重大挑战计划，由行业领军企业参与技术路线凝练；在生命科学、前沿材料等前沿探索领域，借鉴HHMI“选人”模式，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设立“杰出科学家”专项，依托国家实验室或高水平大学为入选者提供平台保障；在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需长期积累的学科，借鉴马普学会“选帅”模式，围绕领军学者进行建制化支持，依托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对国际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实行“一人一策”资源配置，注重学术传承而非短期产出。

2. 构建“稳定支持+多元投入”的可持续资金生态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结构性短板并非总量不足，而是社会力量参与度低、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因此，借鉴三国经验，并非要求复制美国私人慈善资本的规模，而是学习其“多元主体共同分担基础研究风险”的治理逻辑。具体转化路径包括：一是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的资助结构，加大对优秀科学家和优秀团队的长期稳定支持比例，探索“机构式资助”与“项目式竞争”的适度平衡；二是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布局基础研究，在国资考核中探索将基础研究投入视同利润的机制，激励国企开展长期性、探索性研发；三是完善社会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支持设立民间科学基金会，引导“耐心资本”支持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

3. 落实科研自主权保障机制，强化平台支撑与制度松绑

中国科研管理长期存在“重立项、轻过程”“重经费合规、轻学术自由”的倾向，与三国普遍尊重科研自主权的制度文化形成反差，亟须探索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相容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一方面，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中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明确禁止行政干预科研方向调整、团队组建、经费使用等具体事项，建立科研人员时间保障制度，减少非必要考核与报表负担。另一方面，加快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科学数据平台等公共科研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为科研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实验条件与算力支持，降低创新门槛，营造潜心研究、大胆探索的制度环境。

4. 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国际同行评议体系

针对中国科研评价长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产出轻长期价值”的弊端，推动科研评价从“数论文”转向“看贡献”，建立以3～5年为周期的里程碑式评价机制，注重研究方向的突破潜力与实际进展。在高层次人才引进、重大项目实施、研究机构评估等环节，全面引入国际顶尖专家参与评审，建立动态更新的国际评审专家库。同时，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引导科研人员追求原创性、突破性的实质贡献，营造尊重学术规律、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健康学术生态。

（三）创新点与研究展望

1. 研究创新点

本文构建了“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研究评价”四维分析框架，突破以往研究的单一维度局限，实现了对基础研究支持体系的系统性比较。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选人”“选题”“选帅”三种模式，并从“赋能式治理”“主导式治理”“协和式治理”的理论视角，深化了对基础研究治理制度逻辑的解释，为理解不同案例科研政策差异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2.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研究样本仅聚焦美国HHMI项目、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及德国马普学会三个典型案例，未来可将分析框架拓展至更多国家，构建更完整的全球基础研究治理类型集合。第二，研究偏重定性比较与理论阐释，未能对制度模式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定量检验，后续可结合问卷调查、面板数据收集与分析，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案例内过程追踪等多元方法，更精细地揭示不同制度安排影响科研创新绩效的路径、机制与边界条件。

本文来源于《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中英文）》2026(03)。卢超，上海大学人文社科艺术处副处长、智库管理办公室主任。丁佳豪，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子涵，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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