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仇鳌，刚一打招呼便问：先生怎么忘了我的名字？

1950年春，北京中南海门前，毛泽东亲自站在那里，等候一位从湖南来的老人。汽车停下后，他没有让工作人员代劳，而是上前拉开车门，搀扶老人下车。老人身体虚弱，只剩半边肺，却坚持从湖南赶到北京。这位老人，正是仇鳌，字亦山。

两人见面时，仇鳌握住毛泽东的手，说：“老朽让主席费心了。”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先生一别多年，怎么把我的名字忘了？我还是毛泽东，字润之，并没有改名主席。”

这句玩笑，立刻冲淡了久别重逢的拘谨。仇鳌也笑着回应：“好，那我还叫你毛润之。”称呼变了，交情没有变。对毛泽东而言，仇鳌不是普通的地方名士，而是青年时代便给予过帮助的长者。

1916年，仇鳌奉孙中山之命回到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经杨昌济介绍，与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相识。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走出湖南，仇鳌却已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经历丰富，谈吐中带着时代风云。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南城步行到北城拜访仇鳌。不巧，仇鳌外出未归，毛泽东便坐在屋里等候。一直等到傍晚，仇鳌回家后，两人谈到深夜。这次相处让仇鳌印象极深，也使毛泽东对革命、教育和社会改造有了更多思考。

这种交往并非停留在谈论时局。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曾向仇鳌请教办报经验。《湘江评论》只发行了五期，便被张敬尧当局查封，但它在湖南传播新思想，影响了不少青年。仇鳌曾珍藏过毛泽东送来的报纸，只是后来因战乱遗失。

1921年，毛泽东筹办湖南自修大学，仇鳌提供了关键支持。当时办学缺少场所和经费，仇鳌同意将船山学社的房屋用于办学，并出面向湖南省政府争取经费。自修大学倡导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长沙，这样的主张很容易引起争议。

船山学社内部有人反对，认为学校引入马克思、列宁等人的思想，是对传统的冲击。董事会召开会议时，现场争论激烈。仇鳌没有简单回避，而是主张公开讨论。经过表决，湖南自修大学得以在船山学社设立。仇鳌后来被推举为校长，毛泽东担任教务主任。

这段经历，对毛泽东意义很大。它不仅解决了办学的现实困难，也让他看到，推动新思想不能只靠口号，还要争取社会资源，处理复杂关系。仇鳌的支持，恰恰发生在革命力量尚未形成气候的时候。

仇鳌后来逐渐倾向共产党。皖南事变后，他曾重新审视有关共产党的材料，不接受其中的片面结论。1946年，他因肺癌切除半个肺，医生判断生存时间有限，他便自称“半肺老人”。身体衰弱后，他辞去国民党方面安排的职务，却没有因此停止关心湖南局势。

1948年前后，湖南各方势力关系复杂，和平解放并非一句口号就能实现。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仇鳌，希望借助他的声望，减少冲突，推动地方和平转变。仇鳌明知有风险，仍在各方之间奔走。1949年8月，湖南实现和平解放，他又参与接待解放军的相关工作。

毛泽东曾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仇鳌以年老多病、无意仕途为由推辞。毛泽东没有就此作罢，1949年11月又致电相邀：“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这一次，仇鳌不好再拒绝，带着秘书和侄子前往北京。

毛泽东当时正在访问苏联，仇鳌抵京后暂住北京饭店。毛泽东回国后，便在中南海设宴款待。席间，多是湖南旧识，话题自然从家乡风物谈到革命往事。仇鳌还带来夫人托人捎来的麻菌，用蜡封包好，作为湖南家乡的礼物送给毛泽东。

宴席上，毛泽东特意让仇鳌坐上席，并提到当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经过。他说，共产党人不会忘记那些在困难时候伸手相助的人。仇鳌听后十分谦逊，称自己不过是“顺水推舟”。毛泽东却坚持举杯，感谢他早年的支持。

有意思的是，这场宴请并不只是叙旧。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既缺物资，也缺人才。仇鳌认为，国家建设不能只盯着钱粮，更要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并邀请他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

仇鳌担心身体吃不消，毛泽东便用湖南人的方式劝他：“挂个名，开会就行。”仇鳌沉默片刻，答应下来。一个年逾古稀、只有半边肺的老人，就这样参与到新政权初期的政务活动中。

1950年，抗美援朝问题摆到中央面前。关于“自愿军”与“志愿军”的说法，民间流传着仇鳌曾提出“自愿”一词的故事。不过，现有公开史料对这一细节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传说当作确定史实。可以确定的是，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由此展开。

仇鳌真正留下深刻影响的，是1951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他提醒共产党执政后要警惕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蚀，认为革命胜利并不等于问题自然消失。这样的信，在当时并不容易写，更不容易写得直接。

毛泽东收到信后，称赞仇鳌是“诤友”。1951年底至1952年，党政机关开展“三反”运动，重点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案被查处后，1952年2月10日，两人在河北被执行死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队伍而言，这起案件成为一次极其严厉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