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5天连打两场胜仗，蒋介石竟当着部下的面痛哭

1930年12月30日，江西省永丰县龙冈，毛泽东、朱德站在红军指挥位置上，等待一个并不轻松的决定：四万多名红军，是否立即向张辉瓒部发起总攻。

这不是兵力相等的较量。蒋介石调集约十万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在装备、补给和正规作战经验方面都处于劣势。若硬碰硬，胜负很难预料。

毛泽东没有急着出手。

国民党军分三路推进，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其中的主要力量。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主动让出一些地方，把敌人引向根据地纵深。

这一退，退得很有讲究。

敌军越往山里走，补给线越长，对地形越陌生，部队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开。红军则利用群众掩护和熟悉地形的优势，隐蔽主力，寻找可以集中兵力歼敌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谭道源部一度十分谨慎，不肯贸然孤军深入。红军原本准备的伏击没有立即打响，毛泽东随即压住了部队的急躁情绪。

“第一仗不能仓促。”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关系整个战局。红军刚刚建立不久，第一次反“围剿”的胜负，不仅决定部队能否保存，也影响根据地群众对革命的信心。

张辉瓒的部队却没有那么多顾虑。在上级命令推动下，第十八师向龙冈一带推进。龙冈群山环抱，中间地势相对开阔，红军可以从多个方向迅速集中兵力，正是分割围歼的理想战场。

12月30日，战斗打响。

红军主力从几个方向压向张辉瓒部，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很快发生变化。原本分散推进的国民党军来不及互相支援，张辉瓒师部及其两个旅被包围。激战之后，张辉瓒本人被俘，连同师部人员在内，大批官兵成为红军俘虏。

这场战斗的意义，不只是缴获了武器、补充了兵员，更重要的是，红军用一次集中兵力的局部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战斗尚未完全平息，谭道源部便开始向东韶方向撤退。红军没有停留，而是迅速追击。几天之内，红军又对谭道源部发动攻击，歼灭其一部分兵力。

从龙冈战斗算起，前后五天，红军连续取得两次胜利。其他进攻部队听到消息后，担心被各个击破，纷纷后撤。蒋介石精心组织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迅速瓦解。

这一仗，毛泽东并不是靠奇谋取胜，而是把几个朴素原则用到了极致：不在敌人优势时硬打，不在敌情不明时抢攻，始终设法把分散的敌人变成局部的少数。

红军的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但在具体战场上，却能形成局部优势。用四万人集中打击一个师，和用四万人平均分散去应付十万大军，结果自然不同。

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实际运用。敌人数量多，红军便避免与其同时展开决战；敌人分兵推进，红军便寻找其中最孤立、最薄弱的一部下手。

1931年春，蒋介石很快发动第二次“围剿”。这一次规模更大，国民党军约二十万人，由何应钦负责指挥，并采取稳扎稳打、分进合击的办法，企图不给红军留下机动空间。

红军主力约三万人。面对几倍于己的敌人，毛泽东仍主张暂时退却，秘密集结于东固、上固一带。部队在狭小区域内隐蔽了二十多天，许多官兵心里着急，认为再等下去会错过战机。

“什么时候才能打？”

“等敌人露出破绽。”

毛泽东没有因部队催战而改变计划。5月中旬，侦察发现王金钰、公秉藩两部正在向东固推进，红军立即抓住机会。5月16日，战斗在东固附近展开，红军先打弱敌，随后连续向东推进。

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十五天转战七百里，连续作战五次，缴获枪支两万余支，第二次反“围剿”被彻底打破。毛泽东后来写下“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记录的正是这段作战过程。

据相关回忆，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高级军官开会，情绪十分激动。他当众斥责部下指挥无能，悲愤之下失声痛哭。这一幕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是因为几个月前的蒋介石刚结束中原大战，正处于声势最盛的时候。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一度成为全国最强的军事集团首领。他没有想到，刚刚从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发展起来的红军，竟能在正面战场连续击破中央军的“围剿”。

红军的成长并非偶然。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部离开井冈山，转向赣南、闽西，正是为了摆脱根据地物资匮乏和敌军封锁。途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在1930年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分析军阀混战、社会矛盾和农村革命力量之间的关系。

但正确的战略并非始终能够贯彻。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随着“左”倾冒险主义影响扩大，毛泽东逐渐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指挥权。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胜利，到了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指导导致中央苏区遭受严重损失，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中央红军出发时约八万余人，经过湘江战役后仅剩三万左右，抵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只剩七千余人。龙冈五天两胜的作战经验，后来没有被完整坚持，代价也由此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