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墓地位于华侨公墓内，与妻子杨鉴清墓咫尺之遥，一生相守相伴

2014年1月8日，上海华侨公墓内，杨鉴清安葬于此。她走完了96年人生旅程。后来，荣毅仁的墓也设在妻子身旁，两座墓相距很近，墓碑之间没有过多装饰，却留下了一段从少年相识到晚年相伴的婚姻故事。

这处墓地引人注意，并不只是因为墓主人身份显赫。荣毅仁曾是民族资本家，也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后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的人生跨过了旧中国、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几个重要阶段。

荣毅仁出生于1916年，江苏无锡人。荣家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史上颇有分量，其父荣德生经营面粉、纺织等产业，是当时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荣毅仁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富家子弟，他从小接受系统教育，后来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但家庭条件优越，并没有让他避开时代风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荣氏企业遭受冲击，部分工厂停产，部分设备和人员向内地转移。企业要保住，员工要安置，生产还要想办法维持，这些都不是账面上的财富能够轻易解决的。

在民族危亡面前，荣德生父子没有把全部资产转移海外，而是尽力维持国内产业。荣毅仁后来回忆那段经历时，曾说过，企业生存固然重要，但国家处在危难之中，个人不能只盘算自己的得失。

这份选择，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方向。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得到接管和保护，生产逐步恢复。荣毅仁没有因为出身而置身事外，而是主动参与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改造。

1954年，国家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荣毅仁积极响应公私合营。他将个人企业的发展，放进国家工业化的大局中考量。有人称他为“红色资本家”，这个称呼的背后，既有对其出身的说明，也有对其政治态度和实际行动的肯定。

1957年，41岁的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经济工作。对一个曾经拥有庞大家业的企业家来说，这意味着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再只是经营自家企业，而是开始直接参与城市建设和国家经济管理。

荣毅仁与杨鉴清的婚姻，也是在时代变动中逐渐沉淀下来的。两人少年时期在无锡相识，1936年结婚。那时的婚姻仍带有传统家庭安排的色彩，但真正维系两人的，并不是门第，而是几十年共同承担生活压力的经历。

杨鉴清出身无锡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婚后，她并未完全脱离社会事务。1953年，她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并参与妇女工作；改革开放后，又投入妇女、儿童和公益事业。她不像荣毅仁那样频繁出现在经济活动前台，却有自己的责任范围。

荣毅仁曾把人生次序说得很明白：“国家、工作、家庭。”杨鉴清理解这种选择。荣毅仁长期出差、接待外宾、处理企业事务，家庭中的许多事情需要她独自承担。两人之间并非没有分歧，只是更多时候，他们把分歧留在家中讨论，而不是带到公开场合。

有一次，荣毅仁谈到工作上的难题，杨鉴清没有直接替他作决定，只说：“事情要看长远，不能只看眼前。”这类朴素的提醒，也许正是一个长期经营家庭、熟悉世情的人能够提供的帮助。

1979年，改革开放启动不久，中央需要一批熟悉市场、了解国际商业规则的人，帮助中国打开对外经济联系。邓小平曾邀请荣毅仁等民族工商业者座谈。荣毅仁没有选择担任政府经济部门负责人，而是提出成立面向国际的综合性投资公司。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中信的任务并不只是做生意，更重要的是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内建设寻找新的融资渠道。

当时，许多人对国际金融、海外投资和现代公司制度并不熟悉。荣毅仁却清楚，单靠传统计划拨款，难以满足大规模建设需要。他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遵循经济规律，在国家控制方向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国际资本。

中信后来参与发行国际债券、开展海外投资，并在国内发展金融、房地产、信息和资源等业务。北京国际大厦等项目，正是在这种探索中出现的。那些做法在当年并不容易被所有人理解，但它们为中国企业接触世界市场积累了经验。

荣毅仁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会经营，更在于他懂得把企业放在国家战略中定位。对外开放初期，中国需要有人能与外国金融机构谈判，也需要有人能把国际规则转化为国内可以执行的办法。荣毅仁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1993年，荣毅仁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任期至1998年。这个职务安排，体现了国家对民族工商业者、经济建设者以及改革开放实践者的认可。他曾经拥有私人企业，后来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推动对外合作，经历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荣毅仁和杨鉴清共同生活了近七十年，育有四女一子。荣毅仁于2005年12月26日逝世，享年89岁；杨鉴清于2014年去世，享年96岁。相隔多年，两人最终仍被安葬在上海华侨公墓相邻的位置。

墓地安静，名字却连接着一段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民族工业的兴衰，战争年代的坚守，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探索。两座墓咫尺相望，留下的不是传奇式的铺陈，而是荣毅仁夫妇共同走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