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吴克华提议组建导弹部队，毛泽东点头，周恩来提醒起名须保密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邓小平检阅国庆35周年受阅部队。当战略导弹方队驶入视野时，广场上的人群明显安静了一瞬，随后掌声和欢呼声骤然响起。那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公开亮相，许多普通群众直到这一刻，才知道国家已经拥有了这样一支特殊力量。

此前十多年，“第二炮兵”始终带着一层神秘色彩。它的营区、番号、训练内容，都不能随意对外谈论。就连部队内部，也长期强调严格保密。这个名称听上去像普通炮兵单位，实际承担的却是国家战略核力量的重要任务。

名称的由来，要从1966年春天说起。当时，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注意到，导弹部队已经不再是几支零散的试验性力量。经过多年建设，部队有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发射分队和保障体系，继续由原有机构分散管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1957年12月，我军导弹部队在北京长辛店开始起步。1959年7月，第一个地地导弹营成立。此后，各军区陆续组建导弹营，承担训练、试验和战备任务。1964年1月31日，原有导弹营改编为导弹团，组织关系和指挥体系进一步理顺。

这段发展并不轻松。导弹不是普通火炮，涉及总体技术、发动机、制导、通信、测地、气象等多个专业。一次发射，往往牵动大量人员和设备。1963年至1966年间，导弹部队执行了4次实弹发射任务，共发射不同型号导弹8枚，其中6枚取得成功。

吴克华据此判断，建立独立的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条件已经逐步成熟。1966年3月，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准备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和炮兵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相关机构为基础，组建新的领导机关。

这不是简单的机构调整，而是军队战略能力的一次重新布局。导弹部队若要承担核反击任务，就必须有统一的指挥、训练、技术和后勤体系。分散在不同部门，遇到重大情况时容易出现协调困难，建设方向也难以保持一致。

1966年6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了吴克华的建议。接下来，给这支部队确定一个正式名称，成了摆在周恩来面前的问题。

周恩来对此考虑得很细。他知道，新部队的性质特殊，名称既要有历史依据，又不能直接暴露战略任务。经过斟酌，他提出：“我看就叫第二炮兵吧。”

这个名字看似平常，实际颇有讲究。导弹部队此前由炮兵管理，称为“炮兵”能够承接历史渊源；加上“第二”二字，外界很容易把它理解为第二支炮兵部队，或者普通的兵种番号，不会立刻联想到战略核力量。

有意思的是，名称越朴素，保密效果反而越好。在相当长时间里，“第二炮兵”没有引起外界过多注意。部队官兵则明白，这个看似普通的番号背后，承担着遏制核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责任。

1966年7月1日，第二炮兵正式成立，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治委员，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它下辖导弹部队以及工程、情报、侦察、测地、计算、气象、通信、防化和伪装等保障力量。

真正的难题，仍在部队自身。导弹装备再先进，也要靠人员熟练掌握。导弹系统专业复杂，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发射任务。因此，第二炮兵成立后，很快把技术训练放在突出位置，强调独立操作和故障排除。

1967年至1976年，领导机关组织编写《基本功操作规章》，并在训练中推广“活三路”和“两预一找”等方法。前者要求熟悉电路、气路、液路，后者强调预想事故、预想薄弱环节，提前找出解决办法。

1972年以后，各基地和导弹团陆续建立教导队、轮训队。到1975年，共举办干部集训班51期，轮训干部9666名。导弹部队的训练，逐渐从会操作单件设备，转向掌握完整武器系统和协同保障流程。

这种训练带有鲜明的实战色彩。部分技术干部需要一专多能，既要精通本专业，还要掌握其他岗位的基本操作。有的干部能够掌握数个专业，熟悉几十台设备和大量技术参数。部队还进行减员条件下的模拟发射，检验指挥、技术和保障体系能否继续运转。

装备建设也在持续推进。1971年，第二炮兵开始装备中程导弹核武器；到20世纪80年代初，又逐步装备远程和洲际导弹核武器。固定发射与机动发射能力不断发展，战略导弹的型号和射程形成系列。

1984年参加国庆阅兵，是第二炮兵由隐蔽走向公开的重要节点。受阅官兵提前进行严格训练，车辆和导弹重新整饰，队列、速度、间隔都经过反复校正。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次仪式，更是对长期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

10月1日，战略导弹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导弹车队庄重驶过，国内群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中国战略导弹的公开形象，外国来宾也纷纷拍摄记录。这个方队所展示的，不只是几件武器，更是一个完整战略力量体系已经形成的信号。

2015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并授予军旗。那个曾经用于保密的“第二炮兵”，由此完成了名称和建制上的新变化。1966年周恩来选择的朴素番号，也留在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创建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