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退休后，李肇星去看望称“钱副总理”，钱老直言：四个字讲错三个

2003年以后，北京一处普通住宅内，李肇星前去看望已经退休的钱其琛。到了门口，他被一个称呼难住了：叫职务，显得生分；直呼其名，又觉得少了礼数。警卫员随口说了一句“您是来看望钱副总理的吧”，李肇星进门后便顺势喊道：“钱副总理好。”

钱其琛听完，没有摆出长者架子，反而笑着纠正：“四个字里有三个说错了，我不是副总理，姓钱倒是真的。”

这句玩笑，表面是在纠正称呼，实际也露出了钱其琛一贯的性格：职务可以随着任免改变，做人做事的分寸却不能丢。他不愿意把退休后的生活继续包裹在官衔里，也不希望身边人因为过去的职位而过分拘谨。

李肇星与钱其琛的交往，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1977年，李肇星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第一次见到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年轻人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钱司长”，办公室里却响起了笑声。

钱其琛也笑道：“突然有人这么叫，我还有些不习惯。”

原来，新闻司内部并不刻意用职务称呼同事，大家更习惯叫他“老钱”。这不是轻慢，而是钱其琛有意营造的工作氛围。外交工作严肃，但办公室不必处处紧绷。能够让年轻人敢于开口，敢于讨论，往往比单纯强调上下级距离更有效。

有意思的是，李肇星很快发现，这位看起来平易近人的领导，在原则问题上并不含糊。1980年代初，中国外交新闻发布制度逐步建立，钱其琛承担了重要的新闻发布工作。他面对外国记者时，语言简洁，态度沉着，不回避问题，也不随意许诺。

李肇星后来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曾向钱其琛请教。钱其琛给他的提醒并不复杂：“实事求是，不能胡编乱造。”

话很朴素，分量却很重。外交发言不是个人表达，发布者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外界当作中国立场来解读。李肇星记住的，正是这种对事实负责、对国家负责的工作要求。

钱其琛对下属的要求，有时甚至显得严厉。一次，李肇星因对出访安排缺乏信心，考虑临时更换人选，却发现机票和费用标准已经确定，新的安排很难衔接。他只好去请示钱其琛。

钱其琛没有替他把问题接过去，只说：“既然是你作的决定，后面的事情就要自己解决。”

这不是冷淡，而是在逼着年轻干部承担责任。外交工作中，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答案，也不能一遇到麻烦就把决定权重新交回上级。李肇星后来回忆这类经历时，真正受益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办法，而是遇到难题时不能退缩的担当。

钱其琛所处的外交岗位，恰好经历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外交工作既要维护原则，又要寻找合作空间。1989年，他代表中国参加日本裕仁天皇葬礼；1990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这些事件背后，都有大量艰苦而细致的沟通。

海湾危机期间，钱其琛还曾前往伊拉克，劝说萨达姆·侯赛因撤军。劝说没有改变局面，但这次行动说明，中国外交并非只是在事后表态，也曾努力在冲突升级前进行斡旋。遗憾的是，对方没有接受劝告，危机最终走向战争。

香港、澳门回归谈判及其后续安排，同样考验外交人员的耐心与判断。钱其琛参与其中时，面对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主权、制度、法律和国际关系等多重问题。许多工作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回归进程能否稳妥推进。

与这些重大外交事务相映照的，是钱其琛在日常小事上的克制。据有关回忆，他出国工作时发现出差补贴被额外增加，询问后得知，工作人员是想让他多买报纸、多打电话。钱其琛认为，公家经费不能因为职位高低而随意增加，便要求退回多出的款项。

在他看来，外交官的待遇是工作保障，不是个人享受；部长、副总理这样的称谓，是岗位需要，不是身份装饰。也正因如此，退休后的那句“姓钱倒是真的”，才显得格外自然。

李肇星听懂了这层意思。钱其琛既是他的前辈，也是曾经严格要求他的老师。称呼被纠正之后，两人之间并没有尴尬，反而恢复了熟悉的谈话方式。一个不肯留恋官衔，一个始终记得教诲，这段外交部里的师生情谊，也就藏在了那句看似玩笑的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