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6年8月6日，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雨后的山坡还带着湿气，两人坐在苹果树下交谈。斯特朗没有想到，这次谈话中的一句比喻，后来会越过国界，成为世界政治语言中的一个著名说法。
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向解放区施压。斯特朗问起国共关系和国际局势，也问到美国是否可能使用原子弹进攻苏联。毛泽东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把桌上的茶杯、酒盅、火柴盒摆成不同国家，分析战争背后的力量对比。
谈到原子弹时，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又解释，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而是人民。斯特朗追问，蒋介石是否也可以称作纸老虎。毛泽东回答：“如果他拥护人民的利益，就是铁老虎；如果抛弃人民，向人民发动战争，就是纸老虎。”
这段谈话并不是简单的乐观判断。毛泽东同时指出，共产党面临的困难很多，战争能否取胜，关键还在于能否解决土地问题，能否使广大农民真正站到革命一边。所谓“小米加步枪”，并非武器本身有什么神奇力量，而是背后有组织、有纪律，并且得到群众支持。
有意思的是，“纸老虎”最初并没有被准确翻译出来。陆定一曾将它译作“稻草人”，毛泽东认为意思不够完整。他解释说，纸老虎不是田野里一动不动的假人，而是外表像猛兽，实际上用纸扎成，一遇到雨水便会软下来。这个补充，使比喻既形象，又带有明确的政治判断。
斯特朗之所以能听懂这番话，并把它传向海外，与她几十年的记者经历有关。她1885年11月24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190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青年时期，她参加社会改革和儿童福利活动，后来进入报界，曾参与报道西雅图总罢工。
1921年，斯特朗前往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此后在苏联生活、采访近30年。她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因此常被称为“同情革命的女记者”。但她的报道并非只停留在书斋里，而是深入工厂、乡村和战地，试图从普通人的生活中理解社会变化。
中国也是她长期关注的对象。1925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广州采访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再次来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并经历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期间，她访问八路军总部，会见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1940年底，她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回国后报道皖南事变，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国共冲突的另一面。
1946年到延安后，斯特朗不仅采访领导人，还走进报社。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编辑、记者大多是在工作中摸索出来的，缺少系统新闻训练。斯特朗为他们讲解标题、导语和新闻语言，提醒记者：“标题要像新闻的眼睛，导语要抓住最重要的内容。”这些话听起来朴素，却切中了当时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
她还多次到解放区调查，和干部、战士、群众交谈。毛泽东后来对外国记者说，希望记者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斯特朗愿意把亲眼看到的情况写出去，这正是她受到延安重视的原因。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斯特朗原本想随部队转移，却被劝返回外界。临行前，周恩来将有关历史问题的文件交给她，毛泽东还让她把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带到国外。2月14日，她离开延安。几天后，周恩来写信表示惋惜，并称她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回到美国后，斯特朗举行演讲，介绍延安见闻，撰写《中国的黎明》和《毛泽东的思想》等文章。她关于“纸老虎”的报道，使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判断迅速进入国际舆论。1960年，她回忆那次谈话时说，那是自己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一。
1958年，斯特朗再次来到中国，并定居北京。她继续编辑《中国通讯》，走访各地，报道新中国的建设。1965年11月24日，也就是她80岁生日这天，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她。两位相识近20年的老朋友谈了两个小时，这次会见成为斯特朗晚年生活中的一件重要往事。
1970年3月30日，斯特朗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郭沫若题写的文字：“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她把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留给了美国、苏联和中国，也把延安窑洞里的那场谈话，带到了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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