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吴仕海等：吉隆口岸对西藏边贸有多重要？实地调查干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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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仕海 阎建忠 张镱锂 张茜茜

整理 | 章钰珏

编辑| 杨林宇

审核|杨春雪

内容提要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通过2018—2020年的野外实地调查，结合GIS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经过形成期（17世纪—1904年）、发展期（1904—1962年）、初步恢复期（1962—1994年）和缓慢恢复期（1994年至今）4个时期的演化发展，整体上呈现减少趋势；②2020年西藏边境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尼边境，初步形成了以口岸型为主，集镇型和村落牧场型为辅的边贸市场体系，中印、中不边境贸易市场呈现出萎缩态势；③喜马拉雅山脉特殊的自然环境限制边贸市场沿断裂河谷分布，交通可达性促使边贸市场趋向集镇聚集，美国等西方国家（地区）的“离岸平衡”战略、印度的“缓冲区战略”意在阻断边贸市场，尼泊尔和不丹希望通过边贸发展来降低对印度的过度依赖，西藏边境管控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边贸的发展；④未来应该积极探索在边境县城和集镇增开边贸市场，边贸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以及差异化的边境维稳和管控模式，以促进西藏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 边境贸易市场 地缘经济 南亚大通道 西藏边境地区

图源：网络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的窗口。边境贸易市场是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合作与交流的重要节点和窗口，对于带动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领土争端、民族宗教等因素影响，西藏边境地区地缘环境复杂。长期以来，西藏边境地区的开放和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沿边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沿边开放及周边复杂地缘环境背景下，边境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从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构筑“两屏四地”的战略地位，到2015年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把西藏打造成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明确和深化了西藏稳定与发展的基调。推动南亚大通道建设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落实2020年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提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键。西藏边境贸易市场作为南亚大通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藏开拓南亚市场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途径。因此，深入调查和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和分布特征，揭示南亚大通道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对优化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南亚大通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为促进西藏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由西藏自治区工商管理局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写了《加快西藏边境贸易市场建设调研报告》，对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历史演进、现状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内容进行了阐述。此后，随着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双边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国内学者进一步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统计年鉴等数据，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视角，总结和分析了边境贸易市场的发展现状、发展前景、发展对策、传统贸易模式等内容；重点调查和分析了西藏边境贸易口岸市场的基本状况、发展特征及存在问题，讨论了如何依托贸易口岸来促进南亚大通道建设。同时，少数学者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了中不边境洛扎县边贸市场对边民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尼边境贸易市场的药材贸易发展状况。国外学者主要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视角，结合英国殖民者入侵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实地调查，分析了边贸市场形成的地理条件、发展演化等内容，着重探讨了依托中尼边境贸易市场加快跨喜马拉雅经济走廊建设，中印边境贸易市场的恢复和发展状况、建设潜力与发展前景、边贸市场衰落对边民生计的影响。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对边境贸易口岸的调查和分析，缺乏对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的调查和研究；国外学者更多的关注中尼边贸市场的扩大和中印边贸市场的恢复和建设，缺乏对边贸市场的整体调查和分析。

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世界正在进入地缘经济时代，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正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开放−合作−共赢−发展”成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共识，以边境贸易市场、战略通道、边境合作区等对外平台为载体，对商贸、旅游、资金、基础设施等要素进行整合，实现地缘经济的合作和共赢。地缘经济成为推动边境地区开放和发展的主要理论。然而，随着中印双边贸易合作与发展的不断加深，中国向西开放力度的加大，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发展与预期相差甚远。如亚东乃堆拉通道于2006年恢复开通时，国内外专家均寄予厚望，据锡金乃堆拉研究小组预测，2015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28.4亿美元，但是2015年的贸易额仅有1.5亿元，到2019年减少为7356.3万元。因此，亟需深入分析阻碍边贸市场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因素，为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项目的支持下，课题组于2018—2020年对西藏边境贸易市场进行了翔实的野外综合考察，梳理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基于前期对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和认识，本文进一步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实地调查结果，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为西藏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一、分析框架

边境贸易市场是指边境地区一定范围内的边民、民间团体、企业、政府及其机构进行贸易活动所形成的交易市场。它包括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和边境口岸贸易市场，其中边民互市贸易市场是相邻国家的边民在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场所，是边境贸易市场的早期形式；边境口岸贸易市场是指经相邻国家批准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或其他贸易机构通过指定的陆地边境口岸进行贸易的市场，是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的升级。

根据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以边境贸易市场、贸易通道、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为载体，基于双边的资源禀赋差异，进行产业发展、边境贸易、资源开发、人文交流等方面的跨境合作与建设，从而实现地缘经济的合作与共赢。边境贸易市场作为边境地缘经济空间的载体，是推动边境地区进行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及空间融合的关键。地缘经济背景下的边境贸易市场将会快速发展。但是， 边境贸易市场的形成、发展及演化还受自然环境要素（地形、地貌等），社会经济要素（交通和区位、边境管控等）和地缘环境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为此，本文基于地缘经济理论，从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背景、演变过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来构建分析框架（图1）。

图源：原论文

从边境地缘经济背景来看，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经贸合作方面，随着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南亚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贸易潜力巨大；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喜马拉雅山区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关注的重点地区，旅游和边贸将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人文交流方面，喜马拉雅山脉及其周围的“神山圣湖”将周边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贸易和宗教朝圣相伴而生；区域发展建设方面，为促进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南亚大通道建设发展战略等，西藏边境贸易市场作为连接南亚地区的重要节点，对于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从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及分布特征来看，边贸市场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演化特征。边贸市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唐代吐蕃时期（公元7世纪—842年）无固定交易场所的简单易货贸易到明清时期开始形成有固定交易场所的易货贸易，后在英国殖民者入侵及印度影响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边贸市场逐渐从简单的互市贸易场所逐步升级为现代的贸易口岸。同时，由于边贸市场连接和辐射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在其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从边境贸易市场的影响因素来看，边贸市场与自然环境、交通可达性、边境管控及地缘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与影响。自然环境主要表现为喜马拉雅山脉断裂河谷是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是边境贸易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现代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场所空间正逐渐被流空间所取代，产生了时空压缩效应，边境贸易的商品类型、运输方式、交易方式正逐渐从传统

向现代化发展转型，进而导致边贸市场的布局发生变化；地缘环境主要表现为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实施前进政策和霸权外交，进而导致喜马拉雅地区成为典型的地缘破碎带，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借机来钳制中国的发展，这将极大的阻碍边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为促进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中国政府实施相应的边境管控政策将对边贸市场的发产生重要影响。

二、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区概况

中国西藏边境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南部边缘，与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和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接壤，边境线长超过4 000km。西藏边境地区涉及日土县、噶尔县、札达县、仲巴县、察隅县、墨脱县等21个县（图2）。根据沿西藏边境地区实地调查，2020年，西藏边境地区总人口为43.62万人，占西藏边境4个地级行政区总人口的28.8%；地区生产总值为175.18亿元，占西藏边境4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地区生产总值的21.95%。

图源：原论文

西藏边境地区属于藏南地貌区中的喜马拉雅山区。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侧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山脉南坡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影响，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类型丰富多样，而北坡温凉干燥，年降水量不足400 mm。横切喜马拉雅山脉的断裂河谷作为连接南北两侧的天然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是边境地区人口、产业、交通和城镇的主要汇聚区。自古以来，山脉南北两侧的边民就沿这些断裂河谷通道进行持续不断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并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互市贸易场所，不断推动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边境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西藏边境小额贸易从1953年的0.14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9.33亿元，增加了近200倍。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数据

主要源自2018年9—10月（中尼边境）、2019年5—6月（中印、中不边境）和2020年8—9月（中不、中尼边境部分地区）连续3 a对西藏边境地区传统贸易通道开展的野外综合科学考察（表1）。

图源：原论文

（1）半结构化访谈法，分别与县级、乡级、村级干部及商户进行访谈，了解和掌握边境贸易市场的商品类型、贸易额、往来人次、通外山口，以及边贸市场建设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边境贸易市场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2）实地野外调查法，首先对边贸市场及通道的地形、地貌、道路通达性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利用GPS记录轨迹和位置；然后利用Google Earth软件识别边贸市场的图上位置及通外山口；最后利用GIS软件，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3）其他相关资料收集：①收集西藏边境各县县志、统计年鉴、边贸市场情况、口岸规划等资料；②收集地图、文献等资料，分析边贸市场的演变过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三、结果分析

（一）

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

虽然早在吐蕃时期西藏就与周边地区进行持续的贸易往来，但是直到17世纪才开始在边境地区一些主要山口和通道上形成较为固定的互市贸易场所。此后，经过清朝时期的加强管理、英国的干预，到新中国对边贸市场的恢复和建设，其边贸市场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化特征，将其划分为形成期、发展期、初步恢复期和缓慢恢复期4个时期（图3）。

图源：原论文

（1）形成期（17世纪—1904年）。17世纪初，随着西藏地方政局的稳定，在甲岗、普兰、吉隆、聂拉木、错那、定结、帕里等地形成一些较为固定的互市贸易场所。1872年，清朝击败廓尔喀（今尼泊尔），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开始对边境贸易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沿边境从阿里地区至东南边境，日土、噶大克（当时阿里地区夏季首府噶尔雅沙）、札达、普兰、里孜、雄如、樟木、吉隆、绒辖、陈塘、卡达、错那、亚东、帕里、白马岗、察隅等边境贸易市场初步形成（图3a）。

（2）发展期（1904—1962年）。1904年，英国以武力形式打开西藏的大门，强迫开通了亚东、江孜、噶达克3个通商口岸，逐步构建了以英属印度为中心的“条约贸易”体系，造成西藏边境贸易发展对印度的长期依赖，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西藏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与印度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进一步开放了中印边境的6个山口（什布奇山口、玛那山口、尼提山口、昆里宾里山口、达玛山口、里普列克山口）和10个边贸市场（噶大克、普兰宗、姜叶马加尔果、姜叶马查克拉、热姆惹、董不惹、波林三多、那不拉、尚格齐、扎锡岗）。1959年，印度借机干涉中国内政，单方面通过边境贸易市场对西藏实施禁运。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边境贸易市场除吉隆和樟木外全部中断。根据各县县志及相关研究成果，到1959年，在边境地区形成了约63个边贸市场（图3b）。

（3）初步恢复期（1962—1994年）。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背景下，逐步开启边境贸易市场的恢复和建设，并将边境贸易市场纳入地区统一市场体系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先后恢复开通了樟木、吉隆、普兰、日屋等口岸。同时，随着中印关系改善，1991年中印签署了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1992年和1993年先后恢复开通了普兰和久巴边贸市场。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和研究成果，至1993年西藏主要有30个边境贸易市场（图3c）。

（4）缓慢恢复期（1994年至今）。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创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局面，其后召开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央政府援藏力度不断加大，对西藏边境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增加，进而促进西藏边境贸易市场逐步从传统的贸易模式向现代商业化模式发展。据2018—2020年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西藏边境地区的边贸市场有27个（图3d）。

总体而言，西藏边境贸易市场在空间上呈现出从县级行政中心向边境线转移特征，数量上呈现出减少趋势，以中印边境和中不边境减少最多。1962年以来，虽然随着中印关系改善，中印边贸市场开始缓慢恢复，但是受中印边界领土争端等因素影响，中印边贸市场继续呈现出衰落趋势，以阿里地区减少最为明显。

（二）

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分布特征

1. 边贸市场的类型及特征

当前，西藏边境贸易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吉隆、樟木口岸为主，普兰、日屋、陈塘、里孜口岸为辅，21个边贸市场为基础的边贸市场体系。同时在隆子县的斗玉、玉麦等地有少量无固定交易点的传统易货贸易。根据边贸市场的参与主体（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贸易），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区位状况（位于集镇、村庄、草场等）、贸易规模等特征，将其划分为口岸型、集镇型、村落牧场型3种类型（表2）。

图源：原论文

口岸型边贸市场有7个，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具有海关、银行、商检、工商等各类管理机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贸易额较大，辐射范围广，是相邻国家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口岸；对商贸、旅游、特色小镇的带动作用较强，是西藏边境贸易的主体。其中以吉隆和樟木口岸发展最快，交易额最大，2018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37.52亿元、3.47亿元，分别占西藏进出口贸易总额的78.96%、7.34%；里孜口岸、日屋口岸、陈塘口岸、普兰口岸和仁青岗边贸市场尚在开发建设阶段，主要以边民互市贸易为主，贸易额较低，2018年的贸易额分别为2.5亿元（包括仲巴县其他4个边贸市场）、1900万元、2800万元、4137万元、6239万元。

集镇型边贸市场有6个，主要分布在中不边境，以边境地区30 km范围内的边民互市贸易为主，位于集镇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为便利，境内连接县域主干道，境外交通条件较差；交易额较低，辐射范围小，对集镇的带动作用较弱，多以举办物资交流会的形式来吸引国内外商人参与；交易物品以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求为主，出口商品以服装及家用小电器、生活用品、畜产品等为主，进口商品以虫草、药材、手表、木碗等手工艺产品为主。如，在涅如边贸市场的调查表明，该市场位于康马县涅如堆乡乡政府所在地，每年7月底举办为期5d的物资交流会，2018年第22届边贸会交易额为980.67万元，参加人数达约3万人（其中不丹商人约100人）。

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有14个，主要分布在中尼边境，以边境地区30 km范围内的边民互市贸易为主，距离集镇较远，主要位于靠近边境通外山口的村庄或牧场中，海拔较高；交通条件较差，境外道路普遍为骡马道，境内连接乡级主干道，以砂石路为主；交易方式以传统易货交换为主，交易额较少，仅能辐射尼泊尔、印度和不丹一侧的部分村落；交易时间一般在每年的夏秋季节，每次开放的时间约3~10 d左右，属于季节性边贸市场；交易主要为满足基本生产、生活的需要。如在朗果边贸市场的实地调查表明，该市场位于亚东县堆纳乡尚堆村，为 帐篷式交易场所，海拔4478m，距离乡政府20 km，县政府90 km；辐射境内唐布村、曲堆村、尚堆村和曲麦村4个村；主要进口来自不丹的药材、虫草等商品，出口衣服、鞋子、家用电器、畜产品等商品；交易时间为每年的5—12月，运输方式为骡马运输，从不丹一侧到达边贸市场最快需要8 h左右，慢则需要3~4 d，2019年贸易额为2111.38万元。

2. 边贸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中印边贸市场恢复缓慢，2017年来呈现出萎缩态势。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中印边境贸易市场关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印关系改善，才恢复开通了什布奇、强拉和乃堆拉3条通道，并开设了什布奇、普兰、仁青岗3个边贸市场，2012年恢复开放了日土县的都木契列边贸市场。据实地调查表明，2012—2016年，都木契列边贸市场累计成交额达到2068.72万元。然而，受中印边界领土争端影响，该市场于2016年被迫关闭。同时被寄予“亚东口岸”之称的仁青岗边贸市场，受中印关系、印度商品贸易清单限制、缺乏交流机制等因素影响，发展缓慢，虽然2015年贸易额达到了1.5亿元（图4），但仍不及中尼边境贸易额的1/10，与中印之间的贸易额相比（2019年中印贸易额为6395.2亿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图源：原论文

中尼边贸市场发展迅速，主要以口岸型和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为主，但受边境管控、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影响，差异显著，口岸型边贸市场辐射范围广，能辐射尼泊尔境内的主要城镇，效益好；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辐射范围小，只能辐射尼泊尔一侧30km边民互市贸易范围内的部分村庄，效益差。据实地调查显示，吉隆县贡当乡汝村的贡当边贸市场辐射尼泊尔的6个村，萨嘎县昌果乡的强拉边贸市场辐射尼泊尔的7个乡。另外，受地方性事件的影响，于2008年关闭了定结县的绒辖市场和岗嘎市场，2012年关闭了聂拉木县的扎西岗市场。同时，边境维稳管控政策不允许中国边民出境经商，只能在指定时间和境内指定地点进行贸易，阻断了边民长期以来建立的贸易网络，减少了边民的收入来源，增加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负担，不利于南亚大通道的建设和发展。

中不边贸市场受中印关系、边境维稳等因素影响，呈现出萎缩发展态势。中不现有6个边贸市场，其中帕里、朗果和涅如边贸市场的贸易额约占中不边贸总额的89%。受中印关系影响，2017年关闭了亚东县的阿桑边贸市场；受边境“偷越事件”及印度对不丹控制影响，2018年关闭了洛扎县色乡的隆东市场。

（三）

西藏边境贸易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藏边境贸易市场并未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反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不仅受喜马拉雅山脉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地区落后的交通可达性限制，还受周边国家复杂的地缘环境及大国干预的影响。

1. 自然环境对边贸市场发展的限制性

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自然单元，主要通过一些河流谷地与周边人类活动聚集区进行交流和往来。喜马拉雅山脉是青藏高原与南亚次大陆的天然屏障，一些垂直山脉的断裂河谷在长期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综合作用下，逐渐成为沟通西藏和南亚地区的主要通道。这些河谷通道海拔相对较低，水源充足，气候适宜，草地资源丰富，为人类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进行货物交换、宗教 朝圣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理想场所，将青藏高原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如吉隆沟（吉隆口岸、吉隆镇）、樟木沟（樟木口岸、樟木镇）、陈塘沟（日屋口岸、日屋镇；陈塘口岸、陈塘镇）、普兰沟（普兰口岸、普兰县）、亚东沟（乃堆拉市场、亚东县）等。

2. 交通可达性对区域贸易格局的塑造

交通条件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自然环境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西藏边境地区的历史发展来看，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一直在不断的塑造和改变跨喜马拉雅的贸易格局。英国殖民南亚次大陆期间，通过修建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了南亚次大陆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地区的交通可达性。1904年打通噶伦堡至拉萨通道后，经亚东口岸的贸易取代了传统的汉藏贸易通道，成为跨喜马拉雅贸易的主体。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打通，提高了西藏边境地区与其他省（市、区）的交通可达性，降低了西藏对印度的经济依赖，经亚东口岸的边贸开始衰落。

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西藏边境地区道路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连接边境贸易市场的道路正逐渐由历史上的骡马道转变为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方式由传统的人背畜驮转变为以货车为主的现代交通工具运输。道路和运输方式的变化，极大的提高了交通可达性，集镇凭借其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成为货物流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在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快速流动背景下，边贸市场逐步向集镇聚集。樟木、吉隆、普兰等口岸型边贸市场已逐步发展成为西藏边境地区跨喜马拉雅贸易的主体。另外，在边境地区的一些集镇和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如中不边境的库局市场和中尼边境的亚斯玛、欧木丁丁、玛永、加柱、强拉、贡当等，道路状况较差，限制了边贸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同时，与西藏边境地区相邻的尼泊尔、不丹、印度边境地区，大多经济发展落后，道路状况较差，主要以人背畜驮、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来进行贸易。

3. 地缘环境对通道的阻断和限制

印度的地缘战略意在阻断通道和关闭边贸市场（图5）。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试图通过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统一南亚，走向世界，实现其“大国梦”，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地缘战略布局。在喜马拉雅地区继续推行“前进政策”，试图将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不丹、锡金、中国西藏等国家和地区变成战略缓冲区。为此，印度采取霸权外交手段，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不丹、尼泊尔等国纳入其控制范围，并在1975年强行吞并锡金。而印度对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前进策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47—1962年），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征，试图通过开放传统边贸市场，以经济手段来控制西藏，并于1959—1962年期间先后两次利用边境地区的传统贸易对中国西藏实施贸易管制和禁运；第二阶段（1962—2013年），在通过经济手段控制西藏失败后，1962年挑起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战争失败后，一方面同中国签订双边协定，恢复开通了什布奇、强拉、乃堆拉通道及边贸市场，另一方面在边境争议区实施蚕食策略；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莫迪政府上台，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不仅利用经济制裁来控制不丹和尼泊尔同中国发展边贸活动，而且在边境安全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蚕食策略，不断挑起边境争端，阻断和关闭边贸市场，如2013年的天南河谷帐篷对峙，2017年的洞朗对峙，2020年的班公湖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对峙等。而西藏边境贸易市场恰恰是位于印度推进“地缘战略缓冲区”关键通道上的重要节点。为此，印度对已开放的边贸市场通过贸易清单限制、切断沟通机制等措施来限制边贸发展；对未开通的边贸市场采取蚕食策略阻断通道，并通过控制不丹外交和驻军等手段来阻断中不边贸市场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印、中不边贸市场呈现出逐渐萎缩的发展态势。

图源：原论文

不丹和尼泊尔希望开通边贸，减少对印度的依赖。不丹和尼泊尔经常被描述为“夹在两块巨石之间的山药”或“缓冲区”。长久以来，不丹和尼泊尔都被印度视作南亚次大陆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在印度霸权外交等手段的影响下，形成了对印度的全面依赖。这种全面依赖关系以及印度在南亚地区实行的强权政治让不丹和尼泊尔感到恐惧和担忧。2013年6月印度通过燃气和柴油补贴封锁干预不丹大选，2015年9月通过燃油和物资封锁来干预尼泊尔立宪。为此，不丹和尼泊尔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平衡对印度的依赖，促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尼泊尔积极响应，于2017年5月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尼泊尔希望通过跨喜马拉雅经济走廊建设成为连接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陆路桥梁。而边境贸易市场是走廊建设的关键节点，当前中尼边境形成了以6个口岸为主，11个边贸市场为辅的边境贸易体系，带动了尼泊尔北部山区和西藏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对印度的依赖。相较于尼泊尔，不丹可选择余地较小，因为受印度军事、经济的全面掌控，至今无法同中国建交，且这种局面短期内也难以改变。但是据实地调查显示，当前不丹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依托传统边贸市场的易货贸易依然保持，边贸的发展对于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因此，边贸的维持和发展将是不丹摆脱和平衡印度影响的一种长远之计。

美国等西方国家（地区）试图通过南亚地区来牵制和围堵中国，阻断边贸。为应对中国崛起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地区）试图从各个方向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环印度洋的南亚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地带，已成为美国围堵和遏制的重点方向。“离岸平衡”战略以相对较少的成本和灵活的方式，成为美国围堵和遏制策略所采用的主要方式，通过扶植和借助中国周边的国家（地区），来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对抗，进而达到遏制中国崛起和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的目的。2017年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体现了鲜明的“离岸平衡”特色，通过积极拉拢和支持印度利用边界争端、“藏独”等问题来消耗和遏制中国。边贸市场作为边境地区人口流动和经贸往来的关键节点，在边界争端和“藏独”等问题的影响下，中国政府更多情况下被迫选择关闭边贸市场以确保边境地区的稳定，但这不可避免限制了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4. 边境维稳管控措施对边贸发展的影响

中印、中不边界问题，印度对边境地区蚕食，“藏独”势力对西藏的分裂、渗透活动等是影响西藏边境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地区）试图利用“西藏问题”来进一步遏制中国，资助“藏独”集团及其“藏独”活动。为应对这些不稳定性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西藏在边境地区实施了严格的维稳管控措施，对有“偷越事件”发生的山口或通道选择直接关闭。虽然这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但是却阻断了边境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贸易网络，不利于边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导致长期以来依赖边贸维持生计的农牧民受到重要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1）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和现状分布特征表明，地缘经济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性并没有让边贸市场得到快速发展。边贸市场在经历了形成期（17世纪—1904年）、发展期（1904—1962年）、初步恢复期（1962—1994年）和缓慢恢复期（1994年至今）4个阶段后，总体上呈现出减少趋势。

2）2020年西藏边境边贸市场主要有27个，其中中尼边境16个，中尼印边境1个，中印边境3个，中不边境6个，中缅边境1个；边贸市场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口岸型为主，集镇型和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为辅的边贸体系。口岸型边贸市场辐射范围广，效益好；集镇型和村落牧场型效益差，辐射范围小；中印和中不边境贸易市场受中印关系、边境维稳等因素影响，呈现出萎缩态势；中尼边境贸易市场发展较快，但受边境维稳、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影响，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发展缓慢。

3）喜马拉雅山脉复杂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制边贸市场主要沿断裂河谷分布和发展；交通可达性和区位优势不断塑造西藏边境地区的贸易格局，促使贸易向集镇聚集，口岸型边贸市场快速发展，集镇型和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发展缓慢；印度为实现其“大国梦”始终将喜马拉雅地区视作战略缓冲区，意在阻断和把控边贸发展；尼泊尔和不丹希望通过边贸发展来抵消对印度的过度依赖；美国等西 方国家（地区）试图通过“离岸平衡”战略来抑制中国的发展，对边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西藏的边境管控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边贸的发展。

（二）

启示

1）基于中尼边境贸易市场的快速发展，通过加强对集镇型和村落牧场型边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在边境县城和集镇增开边贸市场，以带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与全国其他边境地区相比，西藏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最低、增长速速相对缓慢，边贸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较弱。2000—2015年，除噶尔县和亚东县等少数县外，大都处于全国边境地区城镇化的低水平类型（25%以下）；岗巴县和聂拉木县等部分县的城镇化水平呈现负增长，面临人口流失问题，其他大多数县的城镇化水平普遍处于低速增长（10%以下）。因此，迫切需要结合边贸市场的发展规律，依托边境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以边贸和旅游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2）基于中印和中不边境贸易市场的萎缩态势，以“边境小康村”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对边贸和旅游融合的实地调查和研究，科学编制边贸和旅游发展规划，预测和模拟因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程度，制定科学合理的管控策略。随着西藏边境小康村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边境贸易和旅游将是边境地区实现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的关键。如何推进边贸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促进美丽边境建设，需要做更多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同时，边贸和旅游的发展势必会带来大量的流动人口，将增加边境地区的维稳和管控压力，未来要提前做好边贸和旅游发展规划、风险管控预测和模拟，确实促进边境地区的繁荣发展。

3）探索差异化的边境维稳和管控模式，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与边贸发展。基于印度、不丹和尼泊尔不同的地缘战略需求，分别评估其对边境管理产生的风险，制定不同的边境维稳与管控策略。随着中尼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边境地区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替代和升级管控策略，积极探索边民出入境管理模式，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和边贸的快速发展。

作者简介：

吴仕海，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边境地理、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究；

阎建忠，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张镱锂，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茜茜，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地理科学》2024年7月29日文章，原标题为《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的演变过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期编辑：杨林宇

本期审核：杨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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