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催着动工了

先说一则市场消息——市里通知了各级国企，要抓紧推进城市更新项目，2029年底前要是拿不到实施主体资格的则直接清退项目。此外，更新局预计2029年并入住建局，因为很多区的固定资产投资KPI都很难完成。

从上述消息所反映的风向来看，“两重”“六张网”以及基建、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项目的投资与施工落地已迫在眉睫。

但正如我们在《大面积追责》一文中所说，今年4月份发布的“13号文”明确“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之后，珠海、成都等城市的很多国企、城投的负责人都已被带走，被牵扯的基本都是以往基建、城建、城市更新、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中的投资决策重大失误问题。

我们认为，“13号文”落地后，针对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城投平台项目投资决策过程的审查、调查、问责、追责程序会形成常态化机制，而这肯定会对项目投资、施工增量造成一定的约束或抑制性影响，因为所有领导都担心“上项目”导致最终担责。

我们今年多次提到，受“13号文”等新规的影响，市面上的基建、产业园、保障房、城市更新等项目越来越少，我们针对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项目的流动性支持资金也很难投放出去。

值得庆幸的是，政策层面虽然尚未能解决“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背后的尽责免责问题，但中央层面对于项目投资、施工落地的迫切性却与日俱增，因此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投资端（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还是比较可期。

8月22日至8月25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4篇“钟才文”（中央财经委员会）署名文章，具体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人民日报》这次在五中全会前的连续刊文，意在“稳定预期、统一共识”，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央不会搞“大刺激、大放水”，但肯定会“托底经济”。就像上述刊文中所提到的，“我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我们认为，三驾马车中的“投资”端（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升，一定是下半年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民日报》此次连续刊文中明确提到：

“今年上半年，全国国库日均库款规模相对较大，反映出财政可用资金较多。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7%，要促进投资止跌回稳。统筹好项目和资金，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的窗口期，加快“十五五”规划已经确定的重大项目审批和开工建设。今年安排了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主要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要抓紧把资金投放到具体项目，撬动更多民间投资。”

8月26日，权威党媒《红旗文稿》《求是微平台》发布了《如何认识新形势下投资工作》一文，文中提到，“进入三季度以后，重大项目将陆续转入施工建设高峰期，财政资金加快下沉并转化为实物工作量，设备更新相关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叠加后续可能出台的增量政策支持，整体投资形势有望逐步改善”，该文章还针对性地澄清了投资领域的四个认识偏差：

一、如何看待“投资饱和论”。……事实上，我国传统领域仍然蕴藏可观的投资潜力，仅企业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就具备数万亿市场空间；水利工程、市政设施、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任务依然繁重。……过去投资重点更多是补齐交通、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欠账；现阶段投资重心转向算力网、新型电网、国家水网、物流网等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投资从侧重产能规模扩张，转向更多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大规模设备更新，投资范畴持续延伸，未来投资新赛道将不断拓展。

二、如何看待“投资消费对立论”。……投资与消费并非此消彼长、简单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撑、协同互促的有机整体。有效投资能够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就业岗位，夯实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为消费扩容提质创造供给条件；消费升级又会引导投资方向，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形成投资消费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不能简单以一方否定另一方。……从政策实践看，稳投资与促消费从来不是零和博弈，宏观调控必须在两端同时发力、协同推进，而不可能顾此失彼。

三、如何看待“投资低效论”。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少政府投资项目财务回报率偏低，不如将资金直接用于居民收入分配或消费补贴。这一看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其认识偏差在于，仅从项目短期财务收益维度评判投资政策，忽视了公共投资所具有的外部性、社会性和长期价值。……中央在“六张网”等领域作出系统部署，正是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所形成的投资必将在更长时期内持续释放综合效益，历史也将证明这种前瞻性布局的战略价值。

四、如何看待“政府投资挤出论”。有一种观点担心政府扩大投资会挤占经济资源、推高融资成本，进而挤出民间投资、抑制市场活力。从我国经济运行实际看，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民间资本不愿进入或难以进入的公共领域，同时我国国民储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资金供给总体充裕。因此，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金挤出效应并不显著，政府投资更多发挥着补缺、引导和撬动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