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战这种小儿科，交给民间足够了

中文互联网上的嘈杂和对立，就不用小镇赘述了，这些年观点越来越极端，这背后的确有时代变化带来的客观现实冲击，比如小镇之前分析从女权到男权的转变，就跟经济和就业难冲击男女性群体先后顺序有一定关系。

由于技术和经济变革，社会底层逻辑的调整是难免的，调整必然带来摩擦，但如果外部势力抓住这一调整的敏感期，挑拨对立、加剧混乱，那性质就变了，就从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也就是“舆论战”，更进一步则是“颜色革命”。

经常有读者留言，感叹当前官方宣传能力的严重退步，觉得比红军时代差远了，所以才会导致西方舆论战、认知战在中国制造了很多混乱，一度网上“公知”横行，爱国被嘲笑，感叹民间孤军奋战。由此，特别希望国家能够关注舆论战，跟西方正面打擂台。

不过，这种希望官方下场跟西方打舆论战的想法，是不是也掉进了西方叙事呢？

中国官方宣传本就不是为了打舆论战。

宣传工作和舆论战，是截然不同的。正如毛主席在1948年谈话中强调的“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毛主席还说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

可见中国官方宣传工作一直就不是用来打舆论战的，更多是为了对内的建设性工作，要让群众知道党和国家想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能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什么变化，以此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为整个国家的进步提供支持。

红军时期也是这样的，重点一直是如实告诉所有人，红军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靠实干吸引志向相投的人，而不是去跟反对派打嘴炮，更不可能为了进行舆论战攻防构建一套专门的宣传体系和理论框架。因为维持一套体系是有成本的，就像美国和日本每年花这么多钱养水军，但结果又如何呢？

比如《红星照耀中国》就有一个细节，国民党用飞机在空投大量传单，但红军战士把传单反过来，用背面学习写字，可见脱离现实的舆论攻势，没什么大用。

世界毕竟是唯物的，脱离现实的舆论灌输最多只能在短期迷惑少部分人，如果痴迷于这种小伎俩，反而有害，始作俑者遭受反噬，现在的美国就是典型。

美国为打赢冷战搞了很多对外舆论宣传，虽然也制定法规要求对外宣传不得在内部传播，但怎么可能堵得住呢？想靠谎言和有毒的价值观去扰乱敌人，堪称杀敌一千自损一万，往往敌人受到的影响还很有限，自己就先陷进去了。

美国用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毒药，还有之前扶持恐怖主义、大搞“颜色革命”，反噬之下，美国深受其害。当前美国内部严重的社会极化，搞出来一百多种性别，就是反噬的体现，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活力。

宣传是建设性的，舆论战是破坏性的，二者运行的底层逻辑大不一样，一套体系不可能兼顾建设和破坏，必须二选其一。

就如周总理坚决反对地下工作搞暗杀、收买、色诱那一套，甚至要求地下工作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是当时中央明确的基本原则，也是在血泪教训基础上总结的。

南方工作委员会就是因为建立秘密武装据点才暴露的，遭受了巨大损失，所以周总理总结教训，认为“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要求“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

于是不同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隐蔽战线更多采取破坏性动作，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更强调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更重视交朋友，争取社会各阶层同情党的事业，说到底是争取人心，得了人心自然易于得到情报。

现在国内很多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痴迷于西方式的“谍战”套路，频繁出现枪战、武斗、破坏等等情节，完全违背党领导的隐蔽斗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就算影响极大的上海特科“红队”，一共也只有4把小手枪，平时成员外出也禁止携带武器，只允许在执行除奸等特殊任务时才允许使用武器。

而在根据地，宣传工作更是强调建设性，而且重视全民参与。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中国官方宣传工作的核心始终是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而不是对外打嘴仗。

把政策讲透、让老百姓能听懂，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内凝聚共识上，而不是被对手的议题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就是诉苦会，让群众公开讲述自身苦难来激发阶级觉悟和斗争意志，普遍出现在土改、整军中。

但这并不是说官方就不参与舆论攻防，实际还是主力军，但主要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仅脱贫攻坚这一件事，就给舆论攻防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现在西方炒作扭曲新疆，官方也不仅仅发声明反驳，而是直接组织外国使节、外国记者实地探访，并进一步放开过境免签，欢迎更多外国游客在新疆实地游览，海量海外博主、学者乃至反对派政客，自然会基于客观现实推翻西方扭曲抹黑的舆论战。

所以，小镇才觉得，相比推动国家建设这个级别的大事，跟西方打舆论战真就是小儿科，不值得国家为此专门应对，还是要把宣传重心始终保持在建设性上，打舆论战这种事，交给民间足够了。

西方舆论战某种程度上，就像配合中国进行公民教育，可以算疫苗。毕竟中华文明历史底蕴、全民基础教育、脱贫攻坚等现实成就摆在这里，能被西方舆论战蒙蔽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也不过是被蒙蔽一时，一发现被耍了，只会斗争的更坚定，这就是一出国就爱国。

几十年前，因为中国与西方发展差距实在太大，导致普遍出现慕强心理，这很正常，不代表西方搞舆论就真的厉害。回顾过去的几十年，中文互联网上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越来越淡化，当年好多搞唱衰流量生意的，也转型搞爱国了，可见假的真不了。

说到这，可能有读者有疑惑：毛主席强调过笔杆子的重要性，小镇说舆论战不重要，这是不是跟毛主席的观点相悖？

需要注意，“笔杆子”可不等于泛泛的宣传或舆论战，这不过是类比“枪杆子”的代称，指的是组织动员群众的战斗力，要解决的是我们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根本问题，重心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传达，所以才是“笔杆子指挥枪杆子”，归根到底还是建设而非破坏。

在对敌上，也不搞舆论战，而是进行政治瓦解，也就是敌工工作，历史上专门成立了“敌军工作部”，专门负责争取和瓦解敌军。

不同于西方舆论战为了赢，可以编造事实、不计长期社会成本和反噬，咱们的敌工工作，核心是揭露敌人统治的腐朽本质，宣传我方的优待政策，目的是瓦解敌军战斗意志，始终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不是凭空编造。

更重要的，“笔杆子”不能脱离群众，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就痛批脱离实际的空谈。

如果“笔杆子”不服务于具体的生产建设和群众生活，而是沉迷于制造宏大的抽象概念，那最终必然滋生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就会从群众动员工具退化成愚民工具，甚至不过是自娱自乐的摆设。这是目前西方已经发生的，所以这些年明显觉得西方舆论战和“颜色革命”，有些成了笑话。

不过，小镇可不是说现在的宣传就完全没问题。

客观对比，中国官方政策文件相比美国还是很通俗易懂的，采取标准用词、精炼概括，就算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一般也就是几十页，反观美国动辄几百几千页，事无巨细，把关键利益诉求藏在海量文本里面，而且每年推出的各类法案政策文本多如牛毛。以至于就连个人报税都需要专业人士才能完成，而在中国，登录个税APP按照导引填写，就自动完成了。

但在政策宣传上，做的很不好，政策文本的官方解读还是太正式，很难让大众清晰感知，留下了大量曲解误读的空间，导致相当程度的混乱，而很多官媒、融媒体在宣传上做的也不好，甚至有一些为了流量挑唆社会矛盾和焦虑。

所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才特别强调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有一些好的变化，但还是远远不够。

对内做的都不好，就更别说对外了。

在中国本土打舆论战，完全可以交给民间，但对外，西方占据绝对优势，靠民间就不够了，就得正规军提供体系支持。

这方面日本做得特别到位，代表是日本战后国家形象重塑，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挂帅，协调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部门，确保对外宣传不是某个部门的单打独斗，在这个过程中，也特别强调官民协同、立体作战。最终成功把一个罪行累累的二战侵略者，洗白成一个先进、礼貌、富有创意的现代国家，也帮助本来廉价低端的日本货成为高品质的象征。

相比之下，我们当下的外宣就差太多了。比如把国内稿件简单翻译后直接用于对外，忽视外国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内容生硬，难以引起共鸣；比如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然后反驳澄清的被动循环中，极为缺少类似“酷日本”这样主动定义自身形象的长远规划；又比如各机构单打独斗，缺少顶层协调，导致力量分散。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反人性。

好的宣传应该具备很强的传播力，让人心甘情愿的接受并二次传播，当年红军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在的宣传，总想教育人，而且是以违背人性的方式进行说教，动不动就是吃苦最美、牺牲个体的老一套，这怎么能让人发自内心的认可呢？宣传的人，自己信吗？

同样是宣传工匠精神，咱们的宣传动不动就是吃苦、牺牲、奉献，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圣人确实有影响力，但圣人有多少呢？反观日本，强调工匠精神不在于苦，而在于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极致美学。就像李子柒火遍全球，大家看的不是辛苦劳动，而是展现出来的中国式田园诗意。

人追求的是对苦痛的超越，或者苦痛可以带来的东西，而不是苦痛本身。

总是爹味十足的自上而下的说教，缺乏平等对话，这是毛主席当年批判的宣传工作错误之一。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毛主席就说：“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

真正好的传播，要把姿态放低，用行动来体现。就比如淄博烧烤爆火，如果官方这时候跳出来搞口头宣传说教，还会火吗？能火是因为淄博踏踏实实地把服务做好，开通烧烤专列、严打宰客，游客感觉到被宠才引发广泛传播。

所以，小镇认为跟西方打舆论战不过是小儿科，交给民间足够了，更是因为官方宣传还有太多应该补足的地方。

对比红军当年宣传，虽然是中心化的，但宣传的目标始终是人民群众，而不是领导上级，看似中心，实则是发动人民群众的分散式宣传，小镇姑且命名为“蜂群共鸣式”宣传。

反观现在，往往一篇通稿全网通发，缺乏主观能动性，又如何感染人？不就成了“回音壁式”自说自话。

相对而言，“浙江宣传”算做的比较好的，起码去思考目标受众到底怎么想。

好的宣传，一定得有强烈的活人感，这就要调整宣传的模式，把宣传对象当成平等甚至高半格的人，要用对方听得懂、愿意听的话，把意思准确传递出去，这就是群众路线，而不是搞出来一套领导习惯看的模式。就像红军当年宣传对象基本是文盲，难不成还得咬文嚼字？当然得创新模式啊。

这才是真正应该努力提高的地方。

至于舆论战、认知战这种小儿科，其实也是一种筛选，如果西方能够把某些痴迷这类舆论扭曲的人吸引过去，再把全世界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人推到中国这边，那倒是大好事了。

只要国家仍然在向上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教育程度更高，坚持人人如龙而非愚民，虽然短期内会被动一些，但长期来看，人民一定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舆论战也就发挥了教育作用。

小镇想到一句话，“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意思是天下将要安定，人们必然崇尚实干；天下将要混乱，人们必然崇尚空谈。

好的宣传必然是建立在实干基础上的，这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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