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朗普更麻烦的，是这3件事

内容来源：2026年8月20日，笔记侠团队专访丁学良教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分享嘉宾：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笔记侠PPE书院创始校董、政治学导师。

责编| 贾宁

第 9815篇深度好文：4837字 | 15 分钟阅读

思维方式

笔记君说：

未来几年，企业家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只是关税涨不涨、订单多不多。

中美关系能否维持稳定，美国中期选举会不会改变国会力量对比，欧洲如何重新定义安全与贸易，都可能落到企业的供应链、出海路径、融资成本和市场选择上。

真正危险的，不是世界有摩擦，而是决策者仍按过去的地图做今天的生意。

为此，我们专访了著名学者、笔记侠PPE（政经哲）书院创始顾问、政治学导师丁学良教授，他以长期主义的宏观视角，围绕特朗普访华后的中美关系、美国中期选举的权力博弈、俄乌战争下的中欧新格局三大核心问题，拆解这个时代最关键的变量。

今天的内容，是丁学良教授基于一手观察和跨国调研的前瞻判断，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一、中美关系处于什么阶段？

1. 特朗普5月访问中国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正式的外交礼宾规格看，这是一次国事访问。但如果只看双方要解决的问题，它又带有很强的工作访问色彩：议程集中，目标具体，双方首先要处理的不是宏大的原则，而是几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理解这种访问，不能只看两位领导人在镜头前说了什么，还要看访问之前做了多少技术性准备。美国和中国的体制不同。美国行政部门不能保证所有事情都由总统一句话解决，出口控制、签证、学术交流、贸易政策，甚至一些行政决定是否合法，都可能牵涉国会、法院和不同部门。

双方如果不把权限、程序和执行边界事先谈清楚，会谈中说得再好，回去以后也可能落实不了。

2. 特朗普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

那次访问，特朗普最重要的是想显示中美之间很多问题搞不定，只有他才能搞定——他实际上是给自己脸上争光彩。具体来说，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贸易遗留问题。

特朗普第一任时跟中国达成的贸易协定，一大半没兑现。根据美方的计算，中方购买额度远远低于双方达成的协议。这成为特朗普非常难堪的一件事——他本来把这当作自己里程碑式的成就，说“我就是个做交易的总统”。

中间隔了拜登的四年任期，但拜登也没解决这个问题，拜登的主要关注点不是让中国多买农产品，因为这跟选票有关系，出产大豆和牛肉的地方都是农业州，也就是所谓的“红脖子州”（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居多的州）。所以特朗普这次来，首先是要解决这个遗留问题。

第二个是稀土出口控制。

中国政府对广义的稀土出口有了新的政策。我在内地做研究时有一个合作者，他老家是江西的，他们家乡那一片就是稀土产业最早的发源地，他从读大学到出国交流通通跟稀土有关系，所以我经常向他请教。

稀土的范围非常广，我们在方面做的功夫太细了，能把广义的稀土分好多类，每一类中间分好多等级，每一个等级中分哪一个对手国家最缺什么，这个账算得非常细，是几十年的功夫。限制稀土就有这样的针对性，搞得美国人很苦恼。

我一直强调，处理复杂竞争，不能只会挥“大耳刮子”。看上去声势很大，未必真正有效，因为对方可能找到回旋空间。

真正有作用的措施，往往是把产业链拆开，找到对方最难替代、最需要时间补齐的环节。只有把账算到这个程度，才知道自己真正的筹码在哪里。

3. 访问后的成果：战略关系稳定化

那次访问公开的是要做贸易方面的决定，达成同意然后进入落实步骤。然后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双方协商后有一个很平和的提法，叫做“战略关系的稳定”，任何一方都不要让对方吓一跳、吃一惊，难以应付。

双方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关系，虽然有竞争、有摩擦，但总体是稳定的。因为一旦不稳定，对方的反应会更加强烈，英文叫acceleration（加速），这个提速在现代技术条件之下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5月会晤的意义，不在于中美之间的问题从此解决了，而在于双方重新确认：竞争会继续，分歧也会继续，但都不希望最危险的事情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截至这次采访时，美方正在为秋季进一步会晤作准备。能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取决于一次会面，而取决于双方能否把各自的清单一步步落实。

关于农产品采购，除了价格协商和运输，中方对美国农产品进来也得算一算账，除了美国，还有巴西、阿根廷、秘鲁、拉丁美洲、东南亚这些产地，而且有些农产品俄罗斯现在能降价，因为俄罗斯农产品也卖不出去。

而且同样的大豆，不同国家出口的蛋白质含量不一样，中国进口大豆有多种考虑，除了做豆制品，还要喂牲口，蛋白质含量不一样，喂出来的牲口品质不一样。

国际贸易最终仍要落到成本和质量，政治意愿不能代替商业账。

二、美国中期选举：
权力制衡的僵化与摇摆州的博弈

1.票数差距不超过5票的政治僵局

现在没有人能够很有把握地讲清全国的“面”，我们只能抓几个关键的“点”。

美国政治近年来最明显的变化，是两党的力量越来越接近。权力制衡当然重要，但如果长期僵持，公共治理就会遇到麻烦。

一项重要政策进入国会程序以后，最后可能只差几票。对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几票就能决定政策能不能通过，这既体现了制度约束，也可能造成治理迟滞。

因此，中期选举首先要看参众两院的力量对比会不会改变，如果共和党继续保持优势，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仍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如果民主党夺回其中一院，白宫在贸易、移民、财政和外交等领域都会受到更多牵制。

但决定结果的，不是那些长期稳定支持某一党的州，而是少数摇摆州。中期选举就像一次“高考”，此前的党内初选、筹款、民调和媒体声量，只是平时成绩；真正决定席位的，是11月普通选民投出的票。

在最后结果出来以前，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过早宣布胜利。

2.关键摇摆州的动向

密歇根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州。

民主党推出的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代表党内更进步的一翼。党内初选和全民选举不是一回事：一个候选人能够动员本党的积极选民，并不等于他一定能够赢得中间选民。

候选人如果在税收、私有财产、移民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上被选民认为过于激进，就可能把摇摆选民推向对手。

明尼苏达也反映出类似的政治撕裂。

围绕移民执法、联邦权力和州权的冲突，把民主党内的左翼、激进左翼与特朗普支持者进一步推向两端。

有些激进团体提出废除警察、废除监狱，这些主张表达了他们对执法滥权和弱势群体处境的不满，但要求改革警察、限制滥权，与取消整个警察和监狱系统不是一回事。后一种主张很难获得多数普通选民支持，也可能成为共和党动员中间选民的工具。

另一边，共和党也在通过州层面的制度安排争取优势。佛罗里达不征收州个人所得税，长期吸引外州人口流入；人口变化又会影响选区划分。2026年的国会选区重划，被认为增加了四个共和党倾向席位。

在国会多数可能只由几席决定的情况下，一个大州增加三四个有利席位，就足以影响全国力量对比。

这就是美国联邦制最具体的一面：税收、人口迁移、州法律、选区划分和全国政治不是彼此分开的，它们会一环扣一环。

因此，理解美国政策不能只看总统讲话，还要看州政府、法院和国会；否则很容易误判一项政策真正落地的速度与范围。

至于特朗普能不能谋求第三个任期，我的判断是可能性非常低。美国宪法对总统当选次数有明确限制。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推动联邦行政权扩张时，仍不断受到法院、国会和州政府的约束。

他想绕过程序，有些尝试取得了效果，但相当一部分遭到阻止。美国的制度会不会继续承受压力，需要观察；但现在就判断它已经失去全部约束力，也不符合事实。

所以，看美国中期选举，不能只问民主党能不能“翻盘”，也不能简单说特朗普会不会“三权合一”。

真正要看的是：几个摇摆州选出什么样的候选人，选区重划带来多少席位变化，参众两院的多数差距有多大，以及法院能否继续对行政权形成有效约束。

三、欧洲问题已经不能只按贸易来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中欧关系和美欧关系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过去理解欧洲，可以先分开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北约，核心是军事与安全。对北约成员国的武装攻击，会触发整个联盟的安全反应。

第二个层面是欧盟，长期更侧重经济、贸易、民生和内部规则。过去欧洲国家可以把军事安全更多交给北约，把主要精力放在做生意和内部治理上。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这条边界越来越模糊。安全问题正在进入贸易、能源、运输、科技和产业政策。

近期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发生的领空侵扰事件，以及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发现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都让欧洲意识到，战争的外溢风险并不是抽象概念。过去由北约讨论的安全问题，正在直接影响欧盟的经济决策。

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又增加了一层变量。公开研究已经显示，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高端弹药，部分库存需要多年才能恢复，有些品类可能要到2030年前后才能回到战前水平。

生产速度赶不上消耗速度，不只影响中东，也会影响美国在欧洲和亚太方向分配军事资源的能力。

这对欧洲意味着，它不能再完全依赖过去那种安全分工，欧洲既要继续依靠北约，又要考虑自身的军工产能、能源供应和战略自主。

对美国来说，如何同时处理欧洲、中东和亚太，也会成为越来越现实的资源约束。

在这种背景下，中欧关系出现了两层麻烦。

第一层是直接的经贸摩擦。欧盟越来越强调对等、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认为中欧经贸关系存在结构性不平衡。

欧洲也在使用关税、反补贴调查和供应链工具回应中国的产业政策，但它不像美国那样由一个总统迅速宣布大幅关税，因为欧盟涉及27个成员国，需要更多研讨、协商和程序，但方向上的变化已经很清楚。

第二层比贸易更敏感，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是冷战结束以后最重大的安全挑战。

只要俄罗斯继续依靠对外能源、粮食和航运贸易获得收入，欧洲就会追问：这些贸易是否在间接支撑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北极航线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气候和航运条件变化，俄罗斯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与运输通道，中国也有能源、粮食和航运方面的现实需求。

在欧洲的安全视角中，中俄在北极地区的联系不再只是商业合作，也可能被理解为俄罗斯维持经济与战争能力的一条生命线。中国因此被更深地卷入欧洲的安全判断。

这就是今天中欧关系最难处理的地方。过去人们习惯把贸易、能源、金融和地缘政治分别计算；现在它们已经连在一起。

一条航线、一种原材料、一项投资，既有商业含义，也可能被赋予安全含义。今天理解欧洲市场的合规，不能只停留在报税、认证和合同条款，还必须理解制裁、出口控制、供应链溯源和地缘政治风险。

结语：

我们把丁老师讲的这三条线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共同变化：大国关系没有停止合作，但合作越来越受安全、选举和制度边界约束。

中美之间需要贸易，也需要避免战略误判；美国两党都想推动自己的政策，却必须经过国会、法院和州政府；欧洲仍然需要中国市场和供应链，却开始用安全视角重新审视贸易、能源与中俄关系。

对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押中下一条新闻，而是改变判断方法。真正可靠的决策，要建立在制度、产业链和利益结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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