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真正的底牌是什么

过去几年，从中美贸易摩擦到全球供应链调整，“脱钩”一度成为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重要议题。但现实表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依然难以替代。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姚洋指出，这种地位的背后是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长期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形成的综合竞争力。而随着中国制造从成本优势向技术、效率和高质量产品升级，中国企业也开始加快全球布局。面对国内竞争加剧和外部环境变化，企业从“中国+1”逐步走向“中国+N”，通过海外投资、生产和供应链布局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国”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趋势。与此同时，真正走向世界不仅需要制造和技术能力，还需要学会平视世界、理解和利用规则、融入当地社会，并以长期视角看待国际化过程中的投入与成本。

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

姚洋

过去几年，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一个重要问题持续受到关注：全球产业链是否会与中国“脱钩”？

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脱钩”由此成为国际舆论中的高频词。疫情发生后，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产业链布局，关于产业链会不会离开中国的讨论也随之增多。

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按照这种判断发展。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一度受到严重冲击，很多国家出现商品供应不足，最终仍然需要从中国采购。这说明，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消失。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难以撼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到加工制造和产业配套，各个环节彼此连接。这种产业能力不是短时间能够建立的，也不是简单转移几个生产环节就可以替代的。

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只是“大”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约45%，即将超过G7国家总和。我们过去经常讲“大而不强”，好像“大”本身不是优势，其实对于制造业来说，大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制造业不是单个企业、单个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产业体系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不仅要能够生产最终产品，还要有大量供应商、配套企业、熟练工人和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中国制造真正难以替代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完整性。

当然，规模并不是中国制造这几年最值得关注的变化。过去，人们提到中国制造，更多想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成本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进入欧美日市场，被称为“China Shock 1.0”；今天出现的则是“China Shock 2.0”，进入欧美日市场的越来越多是中国的高质量产品。从新能源汽车到其他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业产品，中国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依靠的也不再只是低成本。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向高端制造升级的同时，并没有丢掉传统制造业。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虽然已经下降，但中国在这些领域仍然保持很强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不能只有几个高技术行业，还需要足够深的产业纵深。高端产品能够做，传统产品也能够以很高的效率生产，才构成了完整的制造能力。

打火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过去大家一说打火机，想到的可能还是温州生产的一块钱一个的小商品。今天，全球大量打火机仍然来自中国，只不过生产基地已经转移到了湖南邵东等地方。一个打火机看起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要长期以很低的价格、大规模稳定生产，背后需要一整套供应链和产业配套。单看一个产品并不复杂，真正难以复制的是围绕这个产品形成的整个生产体系。

因此，理解中国制造不能只看某一个行业，也不能简单用低成本来概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来自规模，也来自完整性；既体现在高端产品不断增加，也体现在大量传统产业仍然保持竞争力。而要进一步解释这种制造能力为什么能够长期维持，就需要看规模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持续的技术进步。

制造业能够持续升级

背后是长期投入

经济学中衡量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一个重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2009年以来，中国TFP平均增长率约为2.2%。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生产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不会凭空出现，背后首先是持续投入。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不断增长，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约2.8%，研发投入总量也处于世界前列。中国经济体量很大，因此即使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与一些研发强度高的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形成的研发投入总量也已经相当可观。制造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投资、不断学习、不断积累技术的过程。

投入增加之后，科技产出也随之增长。中国的专利数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表现来看，中国的科研能力同样在提升。中国已有多所高校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这些变化最终都会通过人才、技术和研发成果进入产业体系，成为制造业继续升级的基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全球产业链调整，一些国际企业并没有简单离开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还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研发资源和产业协同能力。一些欧洲企业近年来继续加强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并通过合作参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对企业而言，供应链布局最终仍然要考虑成本、效率、技术和市场，产业链不会因为短期的政治因素就完全按照另一套逻辑运行。

也正是在这样的产业和技术基础上，中国面对外部压力时展现出了比很多人预期更强的韧性。美国从贸易领域到科技领域不断加大限制，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让中国退出全球产业链。相反，在一些受到限制的领域，中国企业开始加快自主研发。这使得中美之间的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中国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布局。

企业出海，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国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经历了贸易摩擦、科技竞争以及围绕产业链安全展开的一系列博弈。美国希望通过关税和出口限制影响中国的发展，但从结果来看，中美直接贸易的变化，并不等于中国与全球市场联系的削弱。贸易路线和生产布局发生了变化，中国企业开始通过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市场；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促使一些企业更加重视自主研发和供应链安全。

中美关系因此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状态，但完全脱钩同样不现实。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长期的竞合关系，也就是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合作，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竞争规则。这种状态可以概括为“和平竞争”。对中国来说，如果中美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竞争关系，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就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放到自身发展上。

与此同时，企业出海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过去谈全球产业链重组，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产业链离开中国，但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产业链重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恰恰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这与所谓“世界抛弃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中国企业主动调整全球布局，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失去了产业竞争力。从现实情况看，越来越明显的是前一种变化。

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一方面来自国内竞争。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很多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非常强，国内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价格下降、利润空间压缩、账期拉长之后，企业自然会寻找新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来自外部环境。关税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以后，仅仅在中国生产、再直接出口到所有市场的模式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企业需要通过海外投资降低这些风险。

于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开始从“中国+1”走向“中国+N”。“中国+1”并不是关闭中国的工厂、把产能全部搬走，而是在保留国内生产体系的同时，在海外增加一个生产基地；进一步发展到“中国+N”，就是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能力，让不同基地之间形成更加灵活的配合。中国仍然是重要的产业基础，海外布局则让企业更加接近当地市场，也能够应对不同地区的贸易和政策风险。

从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企业大规模走向海外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英国、美国、日本都经历过类似阶段，本国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通过海外投资形成庞大的全球资产和生产网络。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规模仍然偏低，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占GDP的比例也低于不少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所谓“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它不是把国内的发展模式原封不动搬到另一个国家，也不是把中国的产业整体转移出去，而是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形成新的生产、供应链和市场网络。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企业海外资产和海外经营的比重还会继续提高，这将是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企业真正走出去之后，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国内形成的制造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却不能自动解决海外经营中的所有问题。如何与当地社会相处、如何理解规则、如何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都会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走出去之后

要学会平视世界、利用规则

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已经很强，但全球化能力仍然需要学习。

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要学会平视世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学习国外经验，这个过程当然非常重要，但也容易形成一种仰视世界的心态。真正走出去之后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问题。既没有必要仰视别人，也没有必要因为自身实力增强就居高临下，平视才是更正常的状态。

这种心态落实到企业经营上，就是要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企业不能只是把国内的管理方式、员工体系和经营经验完整搬过去，然后在海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既然要长期经营，就必须理解当地市场，和当地员工、企业乃至社会建立联系。产品能够进入一个国家，只是国际化的第一步；能不能在当地扎下根来，才决定企业最终能走多远。

第二个需要学习的是利用规则。过去谈国际竞争，往往更关注别人如何利用规则限制中国，但既然中国企业已经走向世界，就不能只把自己放在规则接受者的位置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政策和商业规则，企业既要遵守规则，也要理解如何在规则框架内维护自己的利益。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同样如此，竞争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形成竞争的规则和边界。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国际化过程中的成本。海外经营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投入。进入一个新的市场，需要建立信任、适应环境，也可能需要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这里需要处理好“明亏”和“暗亏”的关系：有时候不愿意承担眼前看得见的一点成本，最后反而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已经开始大规模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来说，这种长期经营的思维越来越重要。

中国企业走出去，最终考验的因此不只是制造能力和技术能力，还有全球经营能力。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最擅长的是把产品做好、把成本降下来、把生产效率提上去；进入新的阶段之后，还需要学习如何理解不同国家、如何利用规则、如何与当地社会长期相处。这些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也需要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逐步积累。

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塑造国际空间的能力。过去讨论更多的是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现在的问题则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企业如何真正走向世界。

“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国”，正是这一变化的体现。它不是简单把国内产能搬出去，而是中国企业发展到新的阶段之后，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生产、供应链和资产。制造业仍然是基础，技术进步仍然是支撑，而企业全球化则打开了新的空间。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姚洋 | 文

姚洋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周强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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