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从“冲击”到“挤压”，到底谁在阻碍后发国家？

夏春系智汇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华经济叙事持续迭代，从“中国冲击论”演化出“中国挤压论”。该理论摒弃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范式，依托静态要素禀赋零和思维，声称中国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挤占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空间、阻断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试图塑造中国阻碍全球南方发展的负面形象，具备极强的舆论迷惑性与地缘误导性。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结合世界经济史，系统拆解该理论的核心谬误。本文发现，“中国挤压论”存在理论倒退、静态假设脱离现实、混淆市场竞争与发展阻断、归因错位等多重核心漏洞，完全忽视现代贸易规律。事实表明，全球产业分工是动态扩容、效率择优的非零和过程，中国产业升级并未挤压他国发展空间，反而通过产能转移、技术输出、基础设施赋能、市场开放等方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搭建工业化发展阶梯。真正长期垄断技术规则、锁死后发国家发展路径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踢开梯子”的发展模式。

近十余年，西方舆论与学界针对中国产业崛起的叙事，始终在持续迭代、层层升级，从最初针对低端制造的就业冲击，再到针对高端制造的产能冲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冲击1.0、2.0的话语体系。这套叙事不断更换外壳、调整切入点，但其核心内核从未改变：将中国的工业化崛起、市场化竞争与全球化参与，片面定义为破坏全球秩序、阻碍他国发展的“负外部性”，为对华产业遏制、贸易保护、规则打压制造舆论与理论依据。

2026年3月，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两位副教授Jessica Liao和Zenel Garcia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正在挤压东南亚》，声称中国通过产业自动化（如建立仅需10%人工的“黑灯工厂”）牢牢把持着低端制造，这使得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生存空间遭到了严酷的“局部挤压”。2026年5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助理教授Shoumitro Chatterjee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高级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在PIIE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中国重商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挤压》，该文的大众通俗版于6月刊登在《外交事务》上，题为《中国正在抽走身后的梯子：北京的出口战略如何让穷国保持贫困》。

自此，“中国挤压”论正式出炉，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中国冲击3.0”（顺便说一句，美国前劳工部助理部长、企业家Marty Manley在8月7日提出了另外一个3.0版本，即中国开源AI对美国闭源AI产业的挑战，认为一旦中国模型实现商品化，美国科技巨头的巨额债务将面临违约风险，进而演变为系统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笔者看到第三篇文章的第一反应就是，它借用了剑桥大学的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2002年出版的经济史著作《踢开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透视》的概念（中文版翻译成《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书里说当今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无一例外地使用了高关税保护、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被他们今天斥为“重商主义”的手段；而当他们攀上了梯子之后，便开始向发展中国家传播自由贸易的好处，并试图“踢开梯子”，阻止后来者使用同样的工具。

Chatterjee和Subramanian（以下简称C-S）的标题和正文都在指责中国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在身后抽走了梯子，让更穷的国家无法再爬上来。相较于早期已经被数据证伪的“中国冲击”论，最新的“中国挤压”论更具迷惑性。它不再单纯站在发达国家利益视角诉苦，而是伪装站在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声称中国独占全产业链优势，堵死后发国家工业化道路。看似立足全球公平发展，实则是曲解工业化底层逻辑、无视全球分工规律、掩盖西方发展霸权的片面话术。

如果不及时破解中国挤压论的逻辑漏洞，它就有可能快速发展成“中国阻碍”论，或者“中国陷阱”论。本文的目标就是讲清楚“中国冲击”论三个迭代版本的来龙去脉、逻辑漏洞，以及真正抽走梯子的是谁。

中国冲击论的演变：从1.0到3.0

要理解“中国挤压”论，我们得先回顾它是怎么从中国冲击1.0和2.0升级来的。

中国冲击1.0：对低端产品的抱怨

故事的开端是2001年。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几年，中国的出口像潮水一样涌向全球市场。2000年到2007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了近四倍。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开始抱怨，自己的工作被从中国进口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抢走了。笔者2001年刚到美国留学，就开始听到这种声音。但经济系的教授们都说不用担心，自由贸易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

2013年，三位经济学教授，MIT的David Autor、苏黎世大学的David Dorn和哈佛大学的Gordon Hanson，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国综合症》。他们研究了美国各地受中国进口冲击的程度，发现那些制造业集中、受中国竞争影响大的地区，不仅工厂关门了，整个社区都陷入了长期衰退。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人们开始领取残疾补助、甚至死亡率都上升了。Autor等人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中国冲击”，估算在12年时间里造成美国大约240万蓝领工人失业（作为参考，美国每个月都会有500万人更换工作）。他们在后续的一系列研究中，进一步把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毒品泛滥、白人死亡率和离婚率上升、两党政治极化等，都归咎于中国冲击。就连后来拿到诺贝尔奖的Daron Acemoglu也加入到了这个阵营。

中国冲击论很快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显学”，1.0版的核心关切是中国对富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这个研究相对严谨，数据扎实，结论令人警醒。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中国冲击”论迅速从学术术语变成欧美主流媒体、国会听证、公共辩论的流行关键词，进入大众舆论。这段时间，经济学者并未及时进行反驳。

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全球贸易战，对中国施加高额关税，其核心诉求就是希望缓解中国冲击，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就业。当时的经济学者，普遍从美国储蓄不足的角度，去论证美国贸易逆差是自身经济失衡的结果，而且普遍主张打贸易战中国会成为赢家。他们对美国的失业问题和社会问题关注不多，对冲击论反驳力度不强。当时的旁观者很容易看出，双方的辩论完全不在同一频道。

笔者长期专注宏观与金融投资研究，原本信奉专家的论述，直到2019年6月才开始详细研究了Autor等人的研究。随后，笔者在FT中文网发表了《“中国冲击波”伤害美国了吗？》上下两篇长文，指出他们的论述中存在诸多逻辑漏洞。

比如他们研究的是“局部影响”，而非“整体福利”。后续研究都发现，中国进口让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了更便宜的商品，这些消费者福利增益（包括收入增加，可选商品物美价廉而且更加多样化）在总量上超过了制造业工人的损失，真正的麻烦出在美国的社会再分配机制失灵，劳动市场流动性降低等等，但这些问题Autor等人都不讨论。再比如中国冲击论没有考虑，假如中国没有加入WTO，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会如何冲击美国的就业和社会问题。还有，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同期也经历了制造业工人的减少？答案在于自动化对劳动力的替代，而这些影响都被Autor等人淡化了，导致了他们严重高估了的蓝领失业人口。

据笔者所知，这是中文财经圈首次介绍中国冲击论。笔者除了指出该论的逻辑漏洞，还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道：用美国顶尖国际贸易学者的研究，去反驳Autor等人的观点；用美国家喻户晓，主张合作共赢的主张，去化解争端。这样做符合中国的传统智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中国冲击2.0：对高端产品的抵触

时间快进到2020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不再只是服装、玩具、家具，中国开始大规模出口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无人机、芯片、创新药和算力。西方舆论开始关注，中国向高端制造业的进军，如何冲击了德国、日本、美国等传统工业强国。

中国冲击2.0版的叙事萌芽于2020至2022年欧洲产业圈层，初期仅为小范围行业讨论。2024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公开抛出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论调，将行业叙事升级为国家级外交议题，《华尔街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就叫《中国冲击2.0：廉价商品潮引发全球反弹》。

当时，笔者再一次梳理学术界对中国冲击1.0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美国贸易专家普遍反对Autor等人的研究，就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中国冲击早在2012年就消失了。他们也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认为无法减少贸易逆差，对增加美国蓝领就业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中国冲击2.0出炉后不久，中国学者和西方独立客观的专家都迅速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反驳。例如，James Heckman与方汉明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指出，从中国进口实际上可能增加了美国的总体就业，因为更低的商品价格刺激了其他行业的消费和就业，而Autor等人只关注了制造业地区的失业问题。美国前劳工部助理部长Manley就指出中国冲击1.0引发的蓝领工人长期失业问题，真正要怪的是美国政府无动于衷。

2024年下半年欧盟启动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叠加2026年欧洲改革中心发布专题报告、G7峰会集中炒作，中国冲击2.0彻底登顶欧美公共舆论场。流行的叙事是，中国依托产业政策扶持，在新能源、高端制造领域形成超额产能，通过低价出口抢占全球高端市场，冲击欧美优势产业、扰乱全球贸易秩序。相较于1.0版本，2.0版本的针对性、对抗性更强，不再纠结低端就业替代，而是聚焦西方核心利益赛道，本质是发达国家对中国高端产业突围、技术霸权松动的战略恐慌。

中国冲击3.0：挤压论的登场

2026年，两位印度裔学者C-S登场了，他们将“中国冲击”的对象从富国转向了穷国。核心论点是：中国不仅在高端产业冲击了富国，还在低端产业“挤压”了穷国。C-S采用了两套方法来“证明”这个论点：

第一，劳动力份额对比法。他们假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一个国家的出口份额应该与其低技能劳动力占全球的比例大致相当。但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份额高达64%，而其劳动力份额只有31%。中间的差距，约33个百分点，被他们定义为“超额出口”，他们估算2022年金额高达1100亿至3650亿美元。C-S认为，中国在服装、纺织、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占据了与其劳动力禀赋不相称的出口份额。按照传统的“雁行模式”，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后，应该把低端产业让给更穷的国家。就像日本曾经把纺织业让给亚洲四小龙，四小龙又把纺织业让给中国一样。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它在攀登高端产业阶梯的同时，还拒绝退出低端产业。结果，更穷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的部分国家）失去了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工业化的机会。

第二，历史阶段对比法。C-S指出历史上发达国家，在与中国当前同等收入水平时，全球出口份额只有约8%，而中国现在高达27%。而在进口份额上，发现中国进口的低技能商品只有历史上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挤占”了全球出口市场，还没有为全球南方创造足够的需求。假如中国列举出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大量商品，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主要来自巴西和阿根廷；中国从非洲进口大量矿产、农产品和能源资源；中国从东南亚进口大量农产品、木材和零部件。C-S则会辩解说这些不算“低技能商品”。

基于这两个“证据”，C-S得出挤压论：首先，中国突破了传统规律，在完成产业升级、布局高端制造的同时，并未退出全球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全产业链全覆盖”格局，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这些市场。这是“挤压”的主渠道。其次，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集群、极致的成本优势、庞大的生产规模，持续“霸占”全球中低端产业赛道，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市场上，中国进口商品以更低的价格与当地企业竞争，不仅导致当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还直接堵死了印度、越南、非洲等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通道。第三，中国没有从后发国家进口足够多的低技能商品。C-S的最终结论就是，中国爬上了工业化的梯子，就把梯子抽走了，挤压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让穷国永远无法完成工业化。

C-S的论述听起来符合一种直觉：世界上就这么大一块制造业蛋糕，你中国吃了这么多，别人吃什么？相较于中国冲击1.0和2.0版本直白维护富国利益，挤压论站在全球发展格局视角，伪装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中国塑造为全球发展的“阻碍者”，意图颠覆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形象，成为目前误导性极强的对华经济叙事。

但是，中国挤压论看似逻辑完整、论据充分，实则建立在多重认知误区、现实割裂与理论偏差之上，完全经不起推敲。已经有一些学者敏锐地指出叙事漏洞，例如全球制造业和全球贸易的蛋糕一直在变大，中国发展并不妨碍其他国家来分蛋糕。相反，如果中国不来做大这块蛋糕，其他后发国家也未必有能力来做蛋糕和分蛋糕。C-S描述的零和博弈根本不符合现实。此外，苏奎就敏锐地指出，只要把C-S文章里面的货物出口数据都换成人均值，中国挤压的说法就立不住了。因为德国人均货物出口为1.9万美元，韩国为1.3万美元，法国0.95万美元，英国0.66万美元，美国也有0.59万美元，这些传统发达国家都远超中国（0.25万美元）。连墨西哥（0.48万美元）、泰国（0.42万美元）、越南（0.4万美元）、土耳其（0.28万美元）这些新兴或发展中国家也都超过中国。

相比其他批评，笔者重点指出C-S在学术理论上的根本缺陷，这是挤压论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是本文的最重要的贡献。

“中国挤压”论的五个逻辑漏洞

理解“中国挤压论”的谬误，必须置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迭代谱系中审视。全球主流贸易理论历经数轮演进，从古典生产率差异、新古典要素禀赋，到现代内生分工、企业异质性与动态技术分工，形成了一套完整、动态、贴近现实的分析体系。而C-S的“挤压论”，刻意抛弃现代成熟理论范式，退回静态零和思维，构成典型的学术倒退。这是让笔者最为意外之处，也难怪C-S的论文只能在政策研究机构PIIE发表，完全无法发表在正规的学术期刊。

经典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以劳动生产率差异解释分工，但维度单一；赫克歇尔-俄林（H-O）要素禀赋理论作为新古典贸易核心框架，将贸易根源归结为各国要素结构差异，认为国家将依托自身劳动、资本等资源禀赋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但 H-O 模型存在致命局限：它是静态、外生、固定分工模型，默认一国产业位势由先天资源锁定、难以突破，天然容易衍生“发展零和、空间挤占”的片面叙事，这正是C-S唯一依托的理论基础。他们假设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一个国家的出口份额应该与其低技能劳动力占全球的比例大致相当。但在现实中，国际贸易的份额分配从来不以人口规模为依据。即使在H-O模型里要得出这个结论，也需要满足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所有国家的工人生产效率必须相同。

可是现实中，不同国家工人的生产效率差异巨大。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在1998-2007年间高达8%（Brandt等，2012）。同一时期，中国通过让资源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流向高效率的私营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效率提升（Song等，2011）。这意味着，中国工人的“产出能力”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更勤奋，而且因为中国的产业生态系统、供应链配套、物流基础设施、技术积累等因素，使得同样的劳动投入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现“超额出口”是理所当然的，类似的，美国在农产品，德国、日本在高端制造出现“超额出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没有人指责美国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生产，也没有人指责德日挤压了其他国家的高端制造发展，中国挤压论也一样完全不成立。

自1980年代以来，现代贸易理论早已全面突破 H-O 的静态桎梏，形成三套更严谨、更贴合现实的核心范式，彻底否定零和挤压逻辑。

克鲁格曼（Krugman）新贸易理论指出：规模经济催生产业内双向贸易。传统要素禀赋无法解释禀赋相似国家的大规模贸易与产业并存格局，而规模报酬递增与产品差异化，让产业分工不再取决于资源稀缺，而取决于市场扩容与生产效率提升。这意味着全球产业空间可内生扩张，并非固定存量，一国产业崛起不会必然挤占他国发展席位。

梅里兹（Melitz）新新贸易理论进一步微观化解释贸易竞争逻辑：企业异质性决定出口贸易选择。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的优胜劣汰是全球化常态，市场竞争是效率筛选而非发展权利剥夺。各国本土产业困境更多源于微观企业效率、制度环境等内部约束，而非外部国家的系统性“挤压”。

Eaton-Kortum（E-K）现代量化贸易理论则构建了当代最主流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技术差异驱动多国动态贸易分工。该理论将比较优势锚定在可迭代、可进步的技术生产率上，取代了 H-O 固化的先天禀赋，证明全球分工是技术择优、动态调整的过程，后发国家可通过技术学习、产业积累重塑比较优势，不存在被永久锁死的低端产业陷阱。

反观C-S的“中国挤压论”，其完全无视 Krugman、Melitz、Eaton-Kortum 构建的现代动态贸易体系，固执套用早已被修正、被迭代的静态 H-O 零和框架。相较于 Autor等人的中国冲击论尚且依托 E-K 量化范式、承认贸易的双向结构性影响，“挤压论”在理论层面更为粗糙、滞后，是对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刻意背离。简单对比主流贸易理论，C-S的论述错误就变得一目了然。

静态零和假设违背动态产业升级规律

C-S的“挤压”论建立在荒谬的静态发展观之上：全球产业席位固定、市场空间有限，一国的产业进步必然挤占他国的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只能依托低端制造业完成工业化起步，而中国的全产业链布局堵死了这一唯一通道。这一假设完全违背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动态演进逻辑。

结合 E-K 模型的动态技术分工逻辑与 Krugman 规模经济理论可知，产业发展从来不是“排队占位”的固定游戏，而是技术迭代、分工细化、场景拓展的动态过程。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未压缩全球产业总量，反而通过产能扩张、技术普及、市场扩容，创造了海量新增产业空间。以纺织、轻工等传统低端产业为例，中国并未垄断全球产能，而是通过输出设备、技术、管理模式，帮助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越南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快速搭建本土制造业体系，大幅降低了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门槛。

所谓“中国锁死穷国低端产业通道”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中国正在持续向外转移成熟低端产能，自身则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了“中国赋能、多国承接、梯度升级”的良性全球产业格局，而非理论虚构的零和挤压。

忽视中国经济异质化，内部梯度发展现实

在C-S眼里，中国是一个发展水平完全统一的经济体，认为既然北上广深、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实现高端产业升级，中国就应当整体退出低端制造业，为他国腾挪空间。这一认知完全脱离中国发展实际。

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梯度差异极大，东部沿海率先完成工业化、迈入高端制造阶段，但广袤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劳动力、土地成本相对低廉，具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天然条件。当下中国低端制造业的留存，并非刻意“霸占赛道”，而是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自然结果：大量服装、纺织、基础组装产业，从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有序向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内陆省份转移。

这种国内产业转移的经济逻辑，与全球范围内“中国向越南、印尼转移产业”的逻辑完全一致，都是依托成本与发展阶段差异的市场化资源配置，而且与Melitz的新新贸易理论的预测完全匹配。

中国的产业全覆盖，并非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垄断，而是不同区域依托自身禀赋形成的差异化分工：东部聚焦高端制造、科技创新、资本品生产，中西部承接基础制造、劳动密集型产业，各区域各司其职、互补协同，形成完整产业体系。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同时覆盖高低端产业，是大国经济体的合理发展形态，并未破坏全球分工，反而完善了全球产业链配套。

挤压论强行给中国套上“产业让位”的道德枷锁，要求中国单方面退出竞争赛道、为他国发展让路，本质是将市场化的产业竞争，异化为不合理的道德义务，完全违背自由贸易与全球分工的底层逻辑。

混淆“市场竞争冲击”与“发展路径阻断”

“挤压”论的核心论证误区，是将正常的市场竞争冲击，恶意等同于发展权利的剥夺。不可否认，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会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本土低效产业形成竞争压力，导致部分本土中小企业淘汰退出，这是全球化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并非中国的刻意“挤压”。

依据 Melitz 企业异质性理论，全球贸易的核心逻辑是优胜劣汰、效率优化，所有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都必然面临外部竞争冲击。低效企业退出、高效企业崛起，是贸易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体现。欧美国家企业曾长期凭借技术、品牌、资本优势垄断全球市场，对后发国家本土产业形成的冲击远甚于今日的中国，却从未被定义为“西方挤压”。双重标准的背后，是该理论刻意放大中国竞争优势、弱化本土发展短板的刻意叙事。

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中国进口竞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双向结构性的：短期会冲击本土低效传统产业，但长期会倒逼后发国家优化产业结构、引入先进生产模式、对接全球供应链，最终提升本土产业竞争力。将短期结构性冲击歪曲为长期发展阻断，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将本土改革滞后归咎于外部竞争

C-S的挤压论，简单认为“只要中国退出低端产业，后发国家就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完全忽视了工业化落地的核心底层条件。这套叙事默认工业化是“排队补位”的简单游戏，有产业空位就能完成产业承接，却不懂工业化从来不是单一劳动力成本的竞争。

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工业化，核心取决于完整的产业生态：稳定的电力供应、完善的交通物流、成熟的供应商集群、配套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政务服务、充足的技术工人与产业链协同能力。当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承接低端制造业、难以启动工业化，根本原因不是“中国挤压”，而是源于自身制度短板、改革滞后、产业政策失效、基础设施薄弱、人才储备不足等内部问题。

以该理论核心推手印度为例，其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远低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具备天然成本优势。近年来大量企业尝试将产能从中国转移至印度，却屡屡因供应链不完善、物流效率低下、电力供应不稳定、配套产业缺失导致成本倒挂，最终产能落地困难、产业升级停滞。这充分证明，没有成熟的产业生态，即便中国彻底退出，后发国家也接不住产业、完不成工业化。C-S的理论刻意回避自身发展短板，将发展困境简单归咎于中国出口竞争，是典型的归因谬误，本质是为自身治理失效“甩锅”，寻找外部借口。

作为对比，越南近年来成为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国之一，其服装出口从2000年的约1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超过400亿美元。但越南的成功在于有港口、有电力、有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有与中国接壤的地理优势。即使中国让出空间，许多后发国家也无法复制越南的成功，因为它们缺少这些基本条件。

无视中国对全球南方的产业赋能与发展外溢

整套“挤压论”完全回避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核心事实，刻意忽略中国的正向发展外溢效应。与西方发达国家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模式不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始终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技术赋能、人才培养等核心发展领域，为穷国搭建工业化“脚手架”。

数据最能印证真实变化：2025年，中国终端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但中间品出口增长9%、资本品出口增长5%，半导体、工业机械、锂电核心部件、智能设备组件等生产资料出口增速领跑全球。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彻底转型，不再单纯输出成品抢占市场，而是大规模输出工业设备、核心零部件、生产技术与配套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搭建本土工业体系提供核心支撑。中国在全球产业的定位，已经从初代“世界工厂”，升级为“工厂的工厂”。

在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中国援建的铁路、港口、工业园、电力设施，彻底打破了很多国家长期面临的基础设施瓶颈；中国输出的成熟制造业技术、通用生产设备、标准化管理体系，让诸多无力自主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国家，快速实现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埃塞俄比亚依托中国纺织机械与生产技术，成功建立本土纺织产业，实现出口创汇与就业增收，正是中国赋能后发国家发展的典型案例。

同时，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特色工业品、农产品提供了稳定出口渠道，帮助穷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获取工业化发展资金。这种全方位、实打实的赋能效应，完全推翻了“中国挤压穷国发展”的虚假叙事。

总结来说，破解C-S的谬论，并不需要真正掌握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客观事实，就能看出其错误。历史学家Adam Tooze就直接指出：“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它假设中国不生产时，另一个国家就能轻松地取代它。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真正“踢开梯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

C-S发表在《外交事务》的文章标题《中国正在抽走身后的梯子》，让我立刻想起张夏准的著作《踢开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透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揭示了近现代全球发展的核心真相，恰好精准地驳斥了“中国挤压”的荒诞叙事。

张夏准通过梳理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指出，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贸易保护、产业补贴、技术垄断、殖民掠夺等方式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实现产业崛起；而当其占据全球产业顶端后，便立刻推行“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逼迫后发国家开放市场、放弃产业保护，亲手踢开自己曾经攀爬的发展梯子，阻止后发国家追赶。

限于篇幅，笔者只举书中一个例子。1721年，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推行了系统的保护主义政策。他提高了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降低了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增加了出口补贴。这套政策持续了120多年，直到1846年《谷物法》废除。在此期间，英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45-55%。为什么英国在1846年转向自由贸易？因为到那时，英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它的纺织业、钢铁业、机械制造业在全球没有对手。自由贸易对英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凭借绝对优势占领全球市场。但对还在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意味着它们的幼稚产业将在英国商品的冲击下夭折。

这一历史真相，彻底颠倒了“中国挤压论”的叙事逻辑。纵观全球经济史，真正阻断穷国发展、垄断发展机会、抽走后发国家升级梯子的，从来不是中国，而是长期掌控全球经济规则、技术壁垒、资本霸权的西方发达国家。西方通过高端技术专利垄断、高端产业链封锁、不平等贸易规则、金融霸权收割，长期锁定全球南方国家的低端产业定位，让穷国陷入“低端锁定、依附发展”的困境，这才是全球发展不平等、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核心根源。

张夏准的书出版于2002年。二十多年过去了，“踢开梯子”的制度安排有增无减。读者无需去查阅各类贸易协议中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款，只要回顾一下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和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措施，就一目了然了。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制度性的、有意的、系统性的排斥。

反观中国，自身也是西方“踢开梯子”的受害者，历经数十年艰难奋斗、自主攻坚，突破层层技术封锁与产业打压，才实现工业化崛起。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后，并未效仿西方“踢开梯子”，反而主动搭建新的发展梯子，通过南南合作、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技术共享等模式，为后发国家提供自主发展、产业升级的全新路径，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单向依附性发展体系。

限于篇幅，我们同样仅举一例。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所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部税目产品的零关税待遇。这意味着，非洲的农产品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市场；非洲的矿产和原材料可以享受优惠待遇；非洲的轻工业品可以在中国市场上竞争。这是发达国家从未做过的。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仍然在保护欧洲农民，美国的农业补贴仍然高达数百亿美元。而中国选择了向最贫困的国家敞开大门。一损一益、一阻一助，孰是真正的发展赋能者，同样一目了然。也因此，多项调查数据均显示，非洲多国公众对中国的支持率往往高于对西方大国的支持率。

为何错误叙事能持续传播？

“中国挤压论”虽漏洞百出，却能通过PIIE、《外交事务》等西方权威学术平台广泛传播，本质是学术话语权、地缘政治叙事、全球发展矛盾转移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长期固化“西方中心”的发展叙事，默认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天然合理，后发国家的崛起必然破坏现有秩序，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始终抱有偏见与警惕，极易接纳、传播抹黑中国发展的片面理论。其次，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产业复苏受阻、新兴经济体发展遭遇瓶颈，全球结构性矛盾凸显，将发展矛盾转嫁中国，成为西方及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舆论共识。最后，该理论巧妙嫁接了经典“中国冲击”的学术热度，用复杂模型包装片面结论，具备极强的舆论迷惑性，成为西方对华产业遏制、贸易保护的新型理论话术。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要简单梳理一下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就可以清晰证伪这一叙事。依托Krugman规模经济理论、Melitz企业异质性逻辑、Eaton-Kortum动态技术分工范式，主流实证数据一致表明，中国出口扩张的核心效应是全球产业效率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增强、全球发展红利扩容，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向赋能远大于短期竞争冲击。所谓“中国挤压”，只是经不起实证检验、违背历史规律的劣质学术偏见。

结语

从Autor、Dorn、Hanson的“中国冲击”到Chatterjee、Subramanian的“中国挤压”，西方学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叙事，正在从客观现象讨论彻底滑向主观偏见抹黑。“中国挤压论”摒弃了基本的学术严谨性，背弃现代贸易理论迭代成果，以片面短期冲击掩盖长期共赢事实，以外部归因逃避内部发展责任，是一套服务于地缘政治、脱离经济现实的虚假的、煽动性的、分裂性的叙事。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世界的挤压，而是对全球发展动能的扩容；不是阻断后发国家的升级路径，而是为全球南方搭建全新的发展阶梯。真正阻碍全球均衡发展、制造南北差距、锁死穷国发展空间的，是西方延续数百年的霸权规则与利己主义发展体系。

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零和博弈的挤压思维早已过时，合作共赢、梯度升级、协同发展才是全球产业演进的必然趋势。摒弃“中国挤压”的伪学术迷思，正视中国对全球发展的正向赋能，打破西方主导的不平等发展规则，才是破解全球发展困境、实现南北共同繁荣的唯一正道。■

参考资料：

[1] ACEMOGLU D, AUTOR D, DORN D, et al.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6, 30(3): 149-174.

[2]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3] 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39-351.

[4] CHATTERJEE S, SUBRAMANIAN A. China’s mercantilist squeez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6.

[5] CHATTERJEE S, SUBRAMANIAN A. China is pulling up the ladder behind it. Foreign Affairs, 2026(6): 78-86.

[6] CHANG H J.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7] EATON J, KORTUM S.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 2002, 70(5): 1741-1779.

[8] Heckman J, Fan, H. The Real Story of the ‘China Shock’. Wall Street Journal, 2025 May 27.

[8]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9(4): 469-479.

[9] LIAO J, GARCIA Z. China squeezing Southeast Asia. Foreign Affairs, 2026(3): 92-99.

[10]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11] SONG Z, STORESLETTEN K, ZILIBOTTI F.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 196-233.

[12] Tooze A. The “China squeeze” -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ounterfactuals, Substack, 2026 August 5

[13] 苏奎 “居心叵测！‘中国挤压’是印度学者的最新离间话术”, 观察者网, 2026-07-13.

[14] 夏春 “中国冲击波”伤害美国了吗？(上). FT中文网, 2019-06-24.

[15] 夏春 “中国冲击波”伤害美国了吗？(下). FT中文网, 2019-06-25.

[16]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本文转自《新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