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回忆向达师

1939年秋季，我在云南昆明考取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我的专业方向是元史，导师是辽金元史专家姚从吾先生和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而以姚先生为主导。向先生的声望我早已闻名，现在亲见，才知道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师。他在城内住时我常到他家去，以后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迁到乡下，研究所也迁乡下，更时常见面，和师母及两个小师弟也很熟。

当时，我以元代回族史为研究范围，除精读《元史》,将其中回回人物资料抄成卡片外，还广泛把能找到的有关书籍也抄录其同样资料。1941年夏天，我在一本名为《站赤》的书中(是散佚的《永乐大典》类书中的一部分)发现了一段材料：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我注意这段文字，主要是因沙不丁是回回人名，《元史》虽无其专传，但在《世祖纪》和《桑哥传》中却数见其名。他是江淮行省的平章政事，是一省之长，当然要录之卡片。

同时，我还从《马可波罗游记》中找到不少记载各地散居的回回人的资料，我对马可波罗一家得以离开中国缘由的记载也颇感兴趣。马可说，他们在中国住了十七年，想回故乡，未得大汗忽必烈(元世祖)的批准。最后，由于君临波斯的国王阿鲁浑的后妃去世，临终遗言只有和她同族的女子才能承袭她的后位。阿鲁浑派三位使臣到中国求婚，忽必烈赐以少女阔阔真。波罗一家遂得伴随三使臣从海道抵波斯后返回故乡威尼斯。这三使臣的名字是Oulatai、Apusca、Coja,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作兀剌台、阿卜思哈、火者。这和《站赤》中三使臣之名对音非常接近，而火者还是回回人名(波斯语显贵、贵官等义),更使我注意。我把这一发现告诉向先生，他鼓励我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我不但用《站赤》这段公文证明了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还从公文所记年月推定马可波罗应在至元二十七年末或二十八年初即公元1291年初离开中国，否定了此前西方学者公认也为中国研究者接受的1292年初离华说。我把论文题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寄到重庆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汤用彤先生知道(大概是从向先生处)后也很高兴，建议把题目改为《新发现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这题目把发现和考证都突出来，醒目动人。还致信顾先生：不要因作者年轻而不给优酬。只是信寄到时稿已发排未能改题(文刊于《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年代为1941年12月，日期很有问题，待考!)。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想起向、汤二师对我的鼓励和关怀，仍然涌起感激和思念之情!

论文发表后，除顾先生在《编辑后记》中予以较高评价外，在当时学术界也掀起了一点波澜。姚从吾先生在重庆开史学会归来后对我说，朱希祖对此文也很赞同。傅斯年先生给我信说，此文写得很好，他已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学术评议会推荐(其后得名誉奖),并请人译为英文寄往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但发表时却只摘译了《站赤》那段公文和我对马可波罗离华年代的结论，全文不过一页(该杂志1945年9月第9卷第1期)。据说傅先生对此极不满意，直到1976年该杂志第36卷刊载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先生《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论文，对拙著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价，并提及法国学者伯希和据波斯文资料对马可波罗离华年代的考证和我的考证完全一样后，才弥补了傅先生当年的不平。可惜傅先生早已离世了。写至此，我除了对向先生的鼓励深为感激和怀念外，并对关怀、赏识我的前辈师长和国外学者们致以感谢和敬意。

向先生对我写该文不仅起鼓励和推动作用，此后对它仍未淡忘而是关注着它。50年代前期(具体时间记不清),向先生给我信，要我寄他五本刊有那篇文章的《文史杂志》。原杂志我一本也没有，幸而郑天挺先生处有几本蜡版刻写的该文(大概是南开冯文潜先生找人刻写的。1944年我借调到四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把唯有的一本该志留给冯先生),我找出五本寄给向先生。但此后即无下文，向先生当初也未说明该文用场，我也不便追问。我猜想可能是他向北京某一学术机构推荐，但未获采用吧。那时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代，纯学术的考据文章不仅无用，反而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产物，当然视为废品。这只是瞎猜，内幕如何，至今还是一谜。

1956年，向先生在《旅行家》杂志第4期上又提到我这篇论文。在简引《站赤》公文后他指出：“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1290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1290年阴历年底或1291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高度概括、准确地总结我这篇短文的学术价值，这也是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1948年暑假，我到北平住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学蒙文，一方面是准备下学期开《中西交通史》新课。为此我向向先生求教。他把他历年备课的卡片交给我。我说：“我继承了老师的衣钵了。”他笑着说：“这些算什么衣钵。”这虽是一时笑谈，也表示他的谦虚。但细想来也有道理。向师学问博大精深，著作宏富，单用备课卡片怎能代表他的全部学术成果?但从他不吝惜地把卡片借给我，看出了他对我的关切和爱护。

的确，向师一生献身学术事业，孜孜吃吃，焚膏细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术业绩是多方面的：除中西交通史以外，还有边疆史(如南诏史、新疆史)、南海史、敦煌学、版本学等。他的《蛮书校注》,前后费时二十余年!他还翻译了许多书籍和论文，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亚理斯多德论理学》、《苜蓿考》、《葡萄考》等。他那篇《元代马可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发表于1929年5月的《东方杂志》上，那时我还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哩。

但向先生绝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他恪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从1935年起，他到英、法、德等国进行学术考察。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步步进逼，国家民族处在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先生在巴黎参加了留学生会工作，与吕叔湘等先生编写抗日小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即想回国参加抗日工作，当时在巴黎的吴玉章同志劝他珍视考察机会，做好工作，也是对祖国有利的。他听从吴老劝告，更加勤奋，才于1938年秋满载考察珍品而归。先在广西浙江大学任史地系教授，次年即应北大文科研究所之聘为研究生导师，兼在西南联大教授中西交通史。为祖国培养学术文化建设人材，也是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抗战胜利后，先生回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先生刚正耿直，是非分明，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残暴极为痛恨，对特务分子的阴险毒辣面目曾多次公开揭露，并作为《保障人权宣言》十三位教授发起人之一，因而被列入黑名单中。但先生正气凛然，不为所动，当局慑于先生名望地位，也未敢下毒手。先生对共产党极有好感，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特务们的暴行时，先生说：“只有共产党能对付他们。”事隔多年，谈话的时间、环境我已记不清(好像在他家中),但先生这句话却言犹在耳，牢记于心。就这样，先生盼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迎来了新生。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他毅然送幼子(禹生)参军。他还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努力赶上新时代的步伐。他虽然身兼数职，对学术研究却一点不放松。据统计，从1950年7月到1956年12月，共发表论文十三篇。其中《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是长篇论文，在杂志上有二十九页之多，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文集中则有五十页。其中对南诏史上若干问题(民族问题，南诏和天师道、氐族、北方诸系语言以及吐蕃有关的几个问题，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都作了新的解释，发前人所未发，是一篇研究南诏史的重要文献。1957年4月，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先生的代表作，是先生大半生治学的心血结晶。然而书出不久，恶运竟降到先生的身上!

先生对党和政府是衷心热爱和拥护的，不过，先生生性耿直，遇事敢言，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爱发牢骚。出于对党的爱护，他对日常接触的年轻同志也不免批评指责。在那场反右斗争中，竟被错划为右派。据在南开历史系任教的师弟(燕生)说，先生对系内党员同志差不多都得罪了。在“左”倾思潮盛行、反右又有定额比例的时期，先生的不幸遭遇可想而知了。虽然较早摘掉帽子，但还是“摘帽右派”!

一般被错划的，多半心灰意冷，志气消沉，向师则不然。经过一年多的沉静后，他于1959年2月写出了《校注巩珍西洋番国志序言》,可见此前他早已倾全力作校注有关中外交通的史籍。此书于1961年8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1月，又写出《记现存几个古本 <大唐西域记> 》(《文物》1962年第1期)。此书于1981年2月由中华书局以《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之名影印出版。1959年11月又撰《两种海道针经序言》(全书于196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同月，写《整理郑和航海图序言》(全书196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7月，写《西域见闻琐记》(《文物》1962年第7、8期)。1963年1月，写《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迷字因缘经幢残石》(《现代佛学》1963年1月)。可注意的是，1965年6月，《历史研究》第6期刊出了先生的《 <蛮书校注> 读后识语》,而此前该杂志只能发表些批判先生的“作品”,大概是当时的气候有些改变吧。谁曾料到，一年后的狂风巨浪，又使先生遭受到灭顶的灾难!

史无前例、世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作家、文艺界、教授、中小学教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侮辱，失去人身自由。先生以著名学者、教授，兼之有“右派”的“前科”,所受的摧残可想而知。先生身体本很健康，在精神和肉体的打击折磨下，先生病了，且受不到正常情况下应有的医治和护侍，在“文革”的第一年，不幸含冤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以先生的体力和毅力，完全可以多活二三十年，为我国乃至世界贡献更多的精神财富。先生走的太早了!

先生逝世后十年，万恶的“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命运的大转折，先生也恢复了名誉。1980年，闫文儒先生(我的同学)筹办祭念先生的论文集，1981年5月，先师郑天挺先生为之作序，直到1986年1月才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总算可以告慰先生于地下了。我忝为先生的门徒，不仅没有先生的渊博学识，也没有先生刻苦绳勉的治学精神。思之赧然!2000年将是先生的百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对先师的怀念。

1998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