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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星宇股份解聘应届毕业生的事情,最近有了结果。
今年夏天,企业入职了440名高校毕业生,随后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
被解聘的部分学生一边网上维权,一边向企业多个海外客户发送维权邮件。
事件发酵后,当地人社部门介入,企业公开致歉,并提出生活补贴、就业帮扶和后续补偿方案。
海外投诉究竟对最终结果起了多大作用,目前还不能简单下结论,但一个变化已经摆在眼前:
一家进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工厂用工问题,已不是关起门的“自家事”。
此外,环保、供应商管理甚至公司治理,都可能变成客户是否选择合作的关键考量。
此事的背后,还藏着一个很多人不太熟悉的概念:ESG。
而这套规则,已逐渐成为国内制造业企业能不能稳定接单、产业链能不能顺利出海的一道关键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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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持续发展浪潮下,ESG已是一套全球市场评判企业竞争力的底层规则。
ESG的三个字母分别代表着Environmental、Social和Governance,翻译成中文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听起来很抽象,可放到一家工厂里,每项都代表着十分具体的事。
工厂用了多少能源、排多少碳、污染怎么处理,属于E,也就是环境;员工在什么条件下工作,职业安全有没有保障,供应链里有没有明显的劳工风险,属于S,也就是社会;企业内部怎么决策、怎么监督,商业行为有没有边界,出了问题能不能追溯责任,则属于G,也就是治理。
而常州星宇这次引发争议的员工权益和劳动关系问题,恰恰属于“S”(社会责任)关注的范围。
过去,国内企业按时发工资、逢年过节再发点福利,或给员工买免费体检,就算是基本满足了“社会责任”的要求。
可随着越来越多跨国企业直接把ESG标准嵌入采购体系,考核的内容就更细致了。
比如员工有没有接受安全培训,企业有没有基本的劳动管理制度,企业的污水怎么处理,原材料来自哪里,上游供应商有没有明显风险等,都会是海外客户关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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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污水处理厂。图片来源:新华社
常州星宇被解聘的大学生,之所以会想到向企业的海外客户投诉,原因就在这。
他们通过查询发现,跨国企业公开的供应商要求里,对工作条件、雇佣合同、职业安全等内容要求十分严格。
而供应商的员工管理一旦被认定有风险,客户就可能重新评估要不要继续下单。
于是,一场原本发生在企业内部的劳资纠纷,就多了一条传导路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员工投诉,就一定会影响企业订单。
但基于ESG的全球规范性要求,越是大型跨国品牌,就越是十分重视,而且不只是管好总部,还会盯着所有的上游合作企业。
毕竟,一件产品的背后,关联到成千上万的上下游供应商。
只要其中任意一家出现严重污染、劳工纠纷或伦理问题,最终受损的,都将是企业的品牌口碑、市场信誉和资本价值。
ESG,也从只是写给投资人看的纸面报告,真正变成了写进订单里的硬性要求。
而大企业为了控制这种风险,只能按照标准层层下压合规要求。
从一级供应商传至下一级,直至最后一级企业,将考核标准完全贯穿于整条供应链。
常州星宇这样离国际客户较近的头部供应商,面对的自然是更为严苛的审核和管理要求。
而这套传导机制,对于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城市产业发展,都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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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中国很多制造业城市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将供应链做得非常密集。
一家整车厂落地,周围很快聚集电池、电机、模具、汽车电子和物流企业;一家电子龙头做大后,上游的材料、设备和下游加工企业也会跟着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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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生产流水线。图片来源:新华社
企业聚得越密,产业协作成本就越低。
零部件出了问题,供应商可能就在几十公里之外;订单突然增加,也能很快找到周围的企业补产能。
这种靠距离近、反应快形成的产业效益,正是当下许多城市的制造业难以复制的优势。
但当产业链越来越深地进入全球市场以后,游戏规则却发生了改变。
过去,海外贸易更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只看产品交付的质量和数量。
可如今,海外订单往往还附加了诸多规则。
有些要求,甚至和国内很多城市的小企业毫无直接关系,但依然会被牵扯进来。
比如一家跨国企业提出碳排放要求,一级供应商首先要提交数据,但很快就会发现数据并不完整。
因为大量排放其实来自原材料和上游生产,于是只能继续追问。
类似的劳工、职业安全、原材料来源等问题,也是一样。
客户只要开始追问“一件产品到底怎么生产出来”,问题就一定会顺着产业链延伸到最后的生产端。
所以,一家从来没有直接向欧洲出口的国内企业,只因为给某个国际品牌的二级供应商供货,也可能突然收到过去没见过的各类审核要求。
从能源数据、员工培训,到供应商行为准则、风险处置流程等,每一项都要对照准备。
很多之前连“ESG”是啥都不知道的企业主,接订单之前,就必须搞清楚相应的具体规则是啥。
这也让我们过去习惯讲的“产业链完整”,有了另一层含义。
以前,判断一个地方产业链强不强,看的是上下游企业够不够多,一件产品的大部分零部件能不能在附近找到。
随着ESG体系的介入,现在还得看,当海外客户突然增加一项新的审核要求时,这条链上的企业能不能跟得上。
此类问题通常越往产业链上游,就越明显。
比如一家做模具、连接器或精密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怎么把一个产品做得更稳、更便宜,很难再分出人手去追踪不同国家的法规、碳核算方法和不同客户的供应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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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生产线。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客户不会因为供应商规模小,就把要求降低。
毕竟,链主企业过了审,上游的企业如果拿不出配套数据,哪怕产品没有质量问题,也可能需要重新准备材料、调整流程,否则将会失去订单。
一家企业碰到这种情况,影响可能只是一笔生意。
可如果一个产业集群里,大量企业都需要重新学习和整改,那原先靠距离近、反应快形成的产业效益,就会被这些新增成本一点点抵消。
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很擅长把一群企业组织起来一起把东西造出来。
可客户一换规则,这条产业链未来能不能继续跟上,就变成了另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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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进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很多年,企业对认证、审厂等合规要求并不陌生。
即便遇到新的标准,企业搞不懂,也可以咨询机构、行业协会帮忙。
可随着ESG和供应链绑得越来越紧,对一座制造业城市来说,真正麻烦的地方在于:客户虽然不一样,要填的资料却差不多。
更要命的是,规则从链主传到中小供应商还需要时间。
等真正收到具体要求时,往往已经快审厂了,企业只能手忙脚乱地去补不同材料。
一家企业多花点时间和钱,影响不大。
可整条产业链都在重复研究、重复整改,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了。
而类似的重复成本,制造业城市过去其实遇到过很多次。
发展初期,物流、检测、融资这些事情,很多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等企业越来越多、产业慢慢聚起来以后,城市中围绕这些共同需求,检测机构、物流公司、金融服务等也跟着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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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中欧班列从物流基地发车。图片来源:新华社
久而久之,很多原本需要企业自己四处寻找的服务,在本地就能直接解决。
这也正是城市产业集群最大的价值:不是企业自己办不到,而是大家都要用,集中起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当ESG进入供应链审核以后,也急需解决类似的问题。
比如海外市场又改了什么规则,哪些要求会影响到行业;链主企业最近又加了哪些审核内容,工厂要提前准备什么资料。
这些信息如果能更早传到下面的企业,很多准备就不必等到审厂前才临时补。
而需要认证、核算或者整改时,企业也能更快找到合适的机构,而不是每遇到一项新要求,都得重新摸索一遍。
所有事情看着琐碎,但放到一整条产业链里,影响的就是反应速度。
过去讲产业集群效益,更多看的是生产端。
工厂缺一个零部件,能不能马上找到供应商;订单突然增加,周边企业能不能及时补上产能。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需要适应的已不只是订单变化。
客户一旦调整审核标准,链主企业能不能第一时间弄明白,供应商能不能及时跟上,同样会影响到能否拿到订单。
与此同时,海外客户关注的重点也在变化。
除了产品质量和交付能力,员工怎么管理、劳动关系怎么处理、供应商出了问题怎么应对,都可能被客户拿来评判一家供应商靠不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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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装船出海的汽车。图片来源:新华社
常州星宇这场纠纷,值得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
大学生会想到去查海外客户的供应商规则,本身就说明,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以后,劳动关系这种看似只是“内部矛盾”的问题,随时会成为影响订单的“地雷”。
对一家企业来说,出事以后可以道歉加整改。
但如果一座城市多次出现类似问题,影响的就不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条产业链拿订单、保订单的能力。
所以,制造业城市重视ESG,绝不是为了多出几份漂亮的报告。
当企业经营管理成为影响客户的合作选择时,谁能更快适应规则,真正重视员工权益,谁才更有可能把订单留在自己的产业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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