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诸位老少爷们儿，今儿咱们不聊风花雪月，也不谈市井奇闻。咱们要掰扯的，是一个在历史尘埃里“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人。
这人叫孙树成。南昌起义时，他是唯一一个在两个主力团都当过团长的人。三河坝战役之后，所有人都以为他牺牲了。他的名字被写进了烈士名单，他的事迹被编进了军史，他的女儿从小被送进孤儿院、当了童养媳，一辈子都在找爸爸。
可到了1980年代，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所有人都傻了眼——他可能没死在三河坝。
他去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他去了苏联，在莫斯科留学，最后被电车撞死在街头。
一个“烈士”，怎么会在牺牲之后又活了四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段比电影还离奇的故事。
一、黄埔一期的高材生：“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
故事的开头，得从1924年说起。
那一年，一个叫孙树成的年轻人，从江苏徐州铜山县的乡下，一路南下，到了广州。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总复试，被录取了。在那年黄埔一期645名学生里，他是少数几个来自苏北的，更显得珍贵。
入学后，他填了一张《陆军军官学校学生详细调查表》，里面有几个信息，今天看依然扎眼：
家庭情况：家有田百亩，父母健在，有一姐一弟，妻子周氏。
文化程度：铜山县立小学毕业，江苏省立第十中学肄业一年，铜山师范学校毕业——在那个文盲率超过90%的年代，这算得上是高材生了。
为什么要入本校：他写的是——“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军人为实行主义的先锋，我愿做先锋故入。”
一个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员的年轻人，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跑到广州来考军校。他说他想当“先锋”。这句话，后来他用一辈子去兑现了。
军校毕业后，孙树成留校，历任第三期区队副、区队长，学生总队部副队长，第二大队大队长，第四期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他的职务一路上升，而且始终在黄埔体系里待着，跟后来的北伐名将们，大多有过交集。
更重要的是，他在黄埔期间，信仰发生了转变——从三民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1925年11月，由军校党组织负责人杨其纲和刘醒华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面对不能“跨党”的选择，他果断退出了国民党。
这一退，把自己的人生方向，彻底定格了。
二、南昌起义：唯一一个“两团团长”
1927年，北伐战争还在打，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撕下了面具。共产党人面临着被赶尽杀绝的危险。
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孙树成当时正带着教导大队，随第二十四师从武昌开赴南昌。
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枪声大作。起义军2万多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指挥下，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三千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孙树成在起义中担任什么职务？史料记载，他先任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许继慎之后，他接手了这个团。起义军南下途中进行了改编，周士第任新组建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孙树成又调任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团长
一个南昌起义，先后在两个主力团当团长。这是唯一一个。
8月3日，起义军按照既定决策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潮汕，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孙树成率七十四团随二十五师最后撤离。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胜利进军”。谁也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惨烈的阻击战。
三、三河坝：血战之后，名字上了“烈士名单”
起义军南下途中，一路遭遇围追堵截。1927年9月19日，部队占领广东大埔三河坝。这个地方，成了起义军的生死分岔口。
当时，钱大钧率领国民党军三个师一万余人，尾随而至。周恩来决定：由朱德、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共约3000余人，在三河坝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南下。
10月1日，战斗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