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非升即走考核伤害大学生最深

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人事处一纸通知砸进学术圈。《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所有专业技术岗位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原有体系和预聘岗位人员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位人员每6年考核一次、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面临不续聘、转人才中心、转岗、低聘、降绩效乃至暂停研究生招生。

消息一出，知乎话题登顶热榜前三。网上吵翻了天，有人叫好说打破铁饭碗，有人忧心忡忡说基础研究要完蛋。不过所有人都在谈论教师的饭碗，那个被反复提及却始终沉默的群体，是坐在教室里的学生。

“非升即走”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给你几年时间，发够指定数量的核心期刊论文、拿下规定级别的科研项目，否则卷铺盖走人。这套游戏规则传到学生耳朵里，早就变了味。考研论坛上已经有人发出警告：选导师要避开年轻教师，因为“他大概率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这几年正是奋斗期，你又是开山大弟子，会被寄予厚望，活肯定少不了”。学生还没入学，就已经在盘算导师的考核压力会不会压到自己头上。这不是学生的敏锐，这是制度的残忍。 考核的指挥棒指向哪里，教师的精力就流向哪里。

当前“非升即走”条款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唯量化指标论、量化指标不尽合理等问题”。论文数量、期刊级别、科研项目、课题经费成为硬通货，教学仅能统计课时量，育人质量压根儿没法纳入实质性评价。曾有“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朋友直言：“一学期上两门专业课的评分，不如发表一篇C刊论文。”薪酬、续聘、岗位全绑在科研指标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因此教师只能把精力投入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备课、答疑、带学生做课程实践这些长线工作，自然沦为可有可无的“副业”。这不是某个教师的道德瑕疵，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当考核压力从教师头上传导到学生头上，第一个被牺牲的就是教学本身。事实上，国内很多高校早已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病态生态，学生吐槽“水课”泛滥，教师照本宣科、敷衍授课。青年教师忙于申课题、发论文、评职称，长期处于高强度压力之下，“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打磨课堂”。

然而课堂是师生相遇的第一现场，当这个现场被掏空，大学和培训班还有什么区别？浙江日报的评论点出了要害：大学教师的第一职责从来不是发论文、跑课题，而是教书育人。问题是考核体系不认这个理，它只认数字。

比“水课”更隐蔽的伤害，藏在每一篇论文的署名里。一个面临考核的年轻导师最缺的是时间，更是成果。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就成了最廉价、最高效的“生产力”。导师把科研任务层层分解，学生熬夜做实验、跑数据、写论文，最后第一作者的名字归属谁，大家心知肚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这是制度催生的普遍逻辑：考核压力越大，导师越需要学生产出；学生产出越多，导师的考核表就越好看。学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说好听点是“科研助手”，说难听点就是学术流水线上的计件工。

更讽刺的是，学生帮导师完成了考核指标，自己的培养质量却没人关心。 导师的饭碗保不保得住，直接决定学生的学业能不能善终。有博士生在网上控诉，导师“非升即走”已经五年没发文章，申请了延期考核，手头的课题被老板指望拿来过关，“非大文章不可，卡住不让投”。学生卡在中间，投不出去论文就毕不了业。导师的生存焦虑，就这么精准地转移成了学生的生存焦虑。而当考核不合格的后果包括“暂停研究生招生”，学生面临的是做到一半的课题戛然而止、换了导师重新开始。三年研究生生涯，禁得起几次这样的折腾？

同济大学此次改革把考核的铡刀从青年教师扩展到了资深教授，包括长聘岗六年一考、三年中期评估。支持者说这是为了防止“躺平”。可把所有人都推入短期考核的赛道，后果是什么？基础研究往往需要十年磨一剑，育人成效更是要数年才能显现。三五年一轮的高频考核，迫使学者放弃长线原创研究，扎堆低水平重复、短平快的灌水论文。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的批评一针见血：有原创性的研究很少能在持续被考核的状态下出现，“三年一小审、五年一大审”的行政压力下，学术风险变得不可承受。当教授们都在为三年后的考核焦虑，谁还有心思去思考一个学生的人生？

有人会说考核制度能激励教师进步，最终受益的还是学生。这话听着漂亮，但经不起推敲。“非升即走”制度在现实中已异化为“学术GDP崇拜”的工具，“不仅带来了急功近利、学术造假、科研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更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损害了学生的正当权益”。

当考核指标成为唯一的生存法则，教育的本质就被偷换了。高校的核心使命本来是立德树人，层层加码的量化考核却把教师变成了论文生产线上的工人，把学生变成了这条生产线的原料。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绝不是靠层层加码的量化考核逼出来的”。

其实已经有不少高校在往回走了，虽然并不彻底，或许还换汤不换药，其实质并没有多少改变，然而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量化淘汰逼不出好大学，靠压榨学生也培养不出好人才。大学不是公司，学生不是KPI。当一所大学的所有人都在为考核焦虑的时候，唯一没有被计算进考核指标的，恰恰是大学最该守护的东西，那些坐在教室里的年轻人。

说到底，“非升即走”制度下牺牲最大的从来都是学生，只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教师考核没过可以换一所学校，职称没评上可以换一条赛道，可一个学生的三年、五年、七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那些被敷衍的课堂、被抢走的署名、被中断的课题、被忽视的成长，都不会重来。当大学的管理者在会议室里讨论如何优化考核指标的时候，不妨想想教室里那些年轻人的眼睛。他们交着学费、耗着青春走进这座象牙塔，不是为了给谁的考核表当分母的。大学如果忘了自己是在为谁办学，那再多的论文、再高的排名，也不过是一座精致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