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春，吉林四平，耿飚奉命进入国共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面对的是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此时的四平硝烟未散，双方都把这座东北重镇看成不能轻易丢掉的地方。
耿飚当时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也是四平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国民党军向四平发动进攻后，调处机构试图介入，耿飚等人抵达四平，却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自由。
陈明仁下令在住处外布置哨兵，限制他们出入，连电台活动也受到约束。名义上是执行调停任务，实际上却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这种安排，本身就说明当时所谓停战，已经被战场形势挤到了边缘。
十多天后，国民党方面才允许耿飚前往前线查看情况。可那时四平保卫战已经结束，东北民主联军在付出较大伤亡后主动撤出四平，国民党军随后进城。调处人员抵达时，战场结果已经摆在眼前。
耿飚与陈明仁的相识，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两人都是湖南醴陵人，家乡相距不过十公里。陈明仁见到这位同乡，态度比对其他人客气许多。一次宴会后，他甚至邀请耿飚同住，想把许多话当面说开。
那一夜，两人谈的不是乡情，而是国共双方谁能赢得这场战争。陈明仁提到国民党军使用美国装备，生活条件也较好，认为东北战场连战连捷，胜势已经形成。
耿飚并不认同。他认为，装备精良不等于战略正确，暂时占领一座城市，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取得战争胜利。谈到兴头上，陈明仁说：“两年以后，最多不到三年，我们一定能打败共产党。”
耿飚当即回应：“那就打个赌，不出三年，国民党一定失败。”陈明仁问他凭什么这样判断，耿飚没有谈玄妙的预言，只强调了两点：国民党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解放区军队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四平一战，国民党军虽然进城，却没有消灭对手，反而暴露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等问题。
这场争论发生时，谁也不可能准确知道战争会以怎样的速度推进。陈明仁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将领，奉命作战是他的职责；耿飚则从战场、军队和政治动员几个方面判断形势。两人的赌约，表面上是几句争辩，背后却是两套战争逻辑的碰撞。
有意思的是，结果并没有等太久。1948年辽沈战役后，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关内推进，国民党在华北、华东和中南的防线相继瓦解。8月，陈明仁在湖南参加了程潜主持的长沙起义，所部接受改编。
陈明仁随后成为人民解放军将领，曾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后任第21兵团司令员。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结果与四平城中的判断形成鲜明反差：当年断言共产党不能取胜的人，后来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
1950年2月，耿飚回湖南醴陵探亲。那时陈明仁的部队恰好驻扎当地，耿飚专程到司令部拜访。两人再次见面，陈明仁没有回避旧事，只说了一句：“四平打赌，你赢了，我输了。”
耿飚此时已经不再是军队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考虑到他参加军事调处工作、熟悉国际交涉的经历，决定让他转入外交战线。1950年，他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成为新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首批大使之一，通常也被称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驻西方国家大使。
从军队转到外交部门，并不是简单换一身制服。耿飚需要面对的是另一种斗争：没有炮火，却要处理国家承认、国际舆论、外交礼仪和复杂的阵营关系。过去在战场上形成的判断力、纪律性和谈判经验，开始被用于新的岗位。
因此，1955年授衔时，耿飚没有出现在授衔将领名单中，并非战功不足，也不是对他的评价降低，而是因为他已经离开军队，担任外交职务。与他经历相近的，还有姬鹏飞、黄镇、韩念龙、袁仲贤等人。他们从军队走上外交岗位，后来被称作“将军大使”。
陈明仁的上将军衔，代表他在人民解放军体系中的新身份；耿飚没有军衔，则体现了另一种选择。四平那场赌约，最后并不是简单的输赢，而是同一时代中，两位湖南同乡在不同道路上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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