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彭德怀与徐向前两位将领当时的职务和级别究竟谁更高？

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一带，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上，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彭德怀反而处于接受指挥的位置。

这件事看似出人意料，却恰好说明，红军时期比较将领职务，不能只看名气，也不能简单按照后来授予的元帅排名来判断。两人的职位高低，必须放回具体机构、具体战区和具体时段中分析。

彭德怀的优势，在于他长期处于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核心指挥层。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同时兼任红三军团军团长。

这个职务安排很有分量。红一方面军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战略武装之一，彭德怀不仅指挥红三军团，在方面军总部还参与全局作战决策。那时的林彪、罗荣桓分别在红一军团任职，陈毅也在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工作，从组织关系看，他们都曾处在彭德怀的指挥体系之内。

但这并不意味着彭德怀始终高于所有红军将领。红军编制变化极快，部队调动频繁，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上下级关系。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此时，林彪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聂荣臻担任政治委员，叶剑英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几支纵队都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之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流传开来。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的职务高度，更多体现为“中央主力部队的统一指挥权”。而徐向前的军事地位，则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作战实践。

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后，徐向前担任总指挥，主持部队建设和战役指挥。双桥镇战斗中，红军曾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苏家埠战役里，徐向前运用围点打援，取得重大胜利；1933年至1934年的反六路围攻，更是川陕苏区规模较大的一次反“围剿”作战。

这些战绩，使徐向前在红军高级将领中形成了独特地位。他不是依靠某一个中央机关的任命而成名，而是在连续作战中建立起威信。红四方面军兵力发展到数万人，徐向前对部队的掌握，也并非普通军团级指挥员可比。

所以，若比较两人的“独立作战能力”和“方面军级指挥经历”，徐向前并不低于彭德怀。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会师部队。

在这一段时间里，彭德怀虽然是红一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却要接受前敌总指挥部的部署。换句话说，彭德怀在中央红军内部职务很高，但在这个特定的前敌指挥机构中，徐向前的名义职务更高。

“那是不是说明徐向前一直压着彭德怀？”答案并不是。前敌总指挥部的设置，本身就是会师后的临时性军事安排，不能被理解为两人长期固定的等级关系。红军作战区域、部队归属和中央军委命令不断调整，职位也随任务变化。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再次承担统一指挥任务，彭德怀出任总指挥。此时，刘伯承任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也处在这一指挥体系所涉及的作战部署之中。彭德怀由此重新站到全军前线指挥的中心位置。

徐向前没有成为彭德怀固定下属，还有一个关键原因。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河西、策应宁夏方向的任务。徐向前担任西路军总指挥，直接指挥西路军作战，其军事行动并不等同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对全部部队的日常统辖。

因此，问题若问“红军时期谁的职位总体更高”，彭德怀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以及后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中的职位更稳定、更靠近全军统筹层面。若问“有没有徐向前职务高于彭德怀的时候”，答案同样明确：有，就是1935年会师后徐向前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的阶段。

两人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下之争。彭德怀长于硬仗和大兵团正面作战，徐向前则在运动战、反“围剿”和根据地战争中表现出极强的指挥才能。红军时期没有后来那种成熟固定的军衔体系，判断职务，关键要看谁掌握哪支部队、负责哪个战区、接受谁的命令。

到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统筹八路军主要作战行动，二人的组织关系才逐渐呈现出更清晰的上下级性质。至于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最准确的说法是：彭德怀总体位置更高、更稳定，徐向前则在特定时期拥有高于彭德怀的前敌指挥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