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27年12月17日，汉口一处戒备森严的军法场外，李汉俊被押上了最后一段路。此前，他已离开中国共产党多年，却仍被军阀当作“共产党首要分子”处决。这个看似矛盾的结局，正是李汉俊一生最难解的注脚。
他不是在战场上倒下的，也不是因为公开身份暴露而被捕。被捕那天，他正在家中与人下棋。突然闯入的军警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准备时间，妻子陈宜殷急忙让他换下睡衣，至少穿得体面些再出门。
李汉俊却试图安慰妻子：“不用换，我很快就回来。”这句话说得平静，实际却成了夫妻二人的最后告别。对一个熟悉政治风浪的人来说，他未必不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只是没有想到，审判和申辩会被一并省略。
要理解这场杀戮，不能只看1927年那个冬夜，还得回到上海的建党岁月。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址位于望志路106号，这处住宅与李汉俊、李书城兄弟有直接关系。李汉俊既是会议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他能够阅读德文原著，曾翻译、介绍社会主义理论，在当时的知识界颇有影响。
他的特点很鲜明。重理论，讲原则，性格直，不善于迁就。这样的人适合坐在书桌前辨析概念，却未必容易适应一个新生政党内部的组织生活。
当时，陈独秀强调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李汉俊则更担心权力过度集中。他主张地方应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反对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交给一套高度集中的命令体系。两种思路相遇，分歧很快从工作方法上升到组织路线。
有意思的是，李汉俊并非只会谈理论。他曾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生活窘迫时甚至变卖家中物品。可在党内人事和组织安排上，他并没有获得与贡献相称的位置，这种落差无疑加深了他的失望。
1920年代前期，他逐渐与党组织减少联系，后来正式退出。这里的“退出”，更多是对组织方式和内部关系的不满，并不等于他放弃了对社会变革的关注。离开组织之后，他仍在学校任教，也曾参与地方政治事务。
真正使他再次被卷入险境的，是他没有把自己关进书斋。
1923年“二七”大罢工遭到镇压后，许多工人和进步人士被捕。李汉俊曾公开支持工人，并利用自己在湖北政界任职的便利，设法营救被关押人员。具体人数在不同材料中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曾帮助过一批被捕者。
这件事说明，党籍可以注销，立场却不会自动消失。李汉俊反对某些组织方式，却没有因此站到军阀和反动势力一边。对胡宗铎等人而言，这种区别并不重要。他们判断一个人，不看是否还保留党籍，只看这个人是否妨碍自己的统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地区的政治空气同样迅速恶化。汪精卫集团与地方军阀相互利用，搜捕、清洗和秘密处决接连发生。李汉俊的身份尤其敏感：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曾参与早期建党活动，又在湖北社会各界有一定声望。
他的哥哥李书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熟悉各方关系，也曾劝他暂避日本。李汉俊不是没有退路。遗憾的是，妻子临近生产，家庭牵绊让他迟迟没有离开。他或许还抱有一种判断：自己已经退出共产党，军阀不会再把他列为主要目标。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错了。
胡宗铎掌握武汉军政大权后，对李汉俊早已心存戒备。为了避免消息传开，也为了防止有人出面营救，抓捕和处决被安排得极为迅速。军警将他从家中带走后，没有给家属留下充分求情和交涉的时间。
关于临刑前的具体言辞，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句，是他面对胡宗铎高喊：“胡宗铎，你够狠！”这句话后来成为这场悲剧的象征。它未必能还原现场每一个字，却集中反映了李汉俊对草菅人命的愤怒。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杀，时年37岁。对胡宗铎而言，他杀掉的是一个曾经参与建党、后来离开组织却仍同情革命的人；对李汉俊而言，党籍变化从未成为向军阀低头的理由。
他的牺牲一度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有公开的悼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家属获得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仍明确写着“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那张证书，留下了对他一生最简短、也最正式的历史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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