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农民冒死救出毛主席，两人约定革命成功后再相见，结局如何？

1953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处理公务时，亲笔写下一封信，收信人是福建永定牛牯扑村的陈添裕。信中没有长篇叙旧，却有一层特殊含义：十多年前，那个背着病中的毛泽东穿过枪火和乱石的人，始终没有被他忘记。

事情要从1929年说起。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那段路并不好走，敌军围追堵截，部队还要不断寻找能够落脚的村庄。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患上疟疾，抵达闽西后，病情时好时坏，却仍然坚持处理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部队行动等事务。

工作强度太大，身体终于撑不住了。

组织上决定让他到永定县牛牯扑村休养。为了不暴露身份，毛泽东使用“扬子任”这个化名。当地乡亲听得不太真切，叫着叫着，便成了“杨主任”。大家只知道村里住进了一位外乡人，并不知道这位“杨先生”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陈添裕是当地赤卫队员，也是毛泽东最初的落脚处主人。起初，毛泽东住在陈家的土楼里。后来敌情变化，粤系军阀部队活动范围逼近牛牯扑，陈添裕担心土楼目标明显，便在山下另搭了一座竹楼，请“杨先生”搬过去。

这个决定，后来救了毛泽东一命。

竹楼简陋，却相对隐蔽。毛泽东休养期间并没有真正闲下来，报纸、书信、地图仍是每天要看的东西。他还在竹楼门口挂起一块牌子，写着“饶丰书屋”。病情稍有缓解，他便到村里走访，与群众交谈，了解当地土地关系和民情。

有意思的是，他还曾以教书、讲授的方式接触乡亲，宣传革命道理。这样一来，消息也慢慢传到了别有用心的人耳中。

村里有个叫张克识的地主，表面上前来听课，实际是在观察这位“杨先生”。他虽然没有认出毛泽东，却判断此人绝非普通干部，随即把情况报告给了国民党保安团。

保安团很快纠集六百多人进攻牛牯扑。

警卫力量经过抵抗，暂时击退了敌人。但敌军并未撤远，反而在夜间焚烧山林。火光照亮山坡，红军隐蔽和转移的路线顿时暴露，形势陡然紧张。

第二天，敌人再次逼近。警卫人员判断不能继续停留，便准备转移毛泽东。偏偏此时疟疾发作，他浑身乏力，行动十分困难。

陈添裕和另一名同志抬来担架。枪声已经在山间响起，两人顾不上多说，抬着毛泽东向预定接应地点赶去。走到一处狭窄山道时，担架无法通过，只能改为背负。

陈添裕的鞋早在奔跑中掉了，脚底被碎石划得鲜血直流。他却没有停下，只说：“我背您走。”

毛泽东看出他的脚伤，摇头说道：“我已经好多了，你们先走。”

这句话显然是为了不拖累大家。陈添裕没有争辩，直接俯身将毛泽东背起，继续往前赶路。山路崎岖，追兵在后，赤脚踩过尖石，几乎每一步都留下血迹。可他始终没有放下背上的人。

抵达接头地点后，毛泽东被安置下来，陈添裕也因伤势过重被扶进屋内。众人检查他的双脚时，才发现伤口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不得不说，这场转移能够成功，除了警卫人员的掩护，也离不开陈添裕在关键时刻的决断。

临行前，毛泽东向陈添裕道谢，并写下一张三元钱的欠条。那时三元钱并非小数目，但欠条真正珍贵的地方，不在金额，而在那句约定：“革命胜利以后，你来找我。”

毛泽东离开后，陈添裕继续留在永定山村。多年过去，他并不知道“杨先生”的真实身份。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看到报纸上的毛泽东画像，他才发现，这位新中国主席竟与当年的“杨先生”极为相像。经过确认，陈添裕终于明白，自己曾经背过山路的那个人，就是毛泽东。

遗憾的是，陈添裕此时已经身患重病，无法亲自前往北京。1953年国庆前夕，毛泽东记得当年的约定，写信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陈添裕思量之后，决定让弟弟陈奎裕代为前往，因为毛泽东当年在牛牯扑村时，也见过这位弟弟。

那张三元钱的欠条没有被遗忘，陈添裕这个普通赤卫队员的名字，也因此留在了那段革命历史中。 unerquickl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