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7年7月，北京，邓小平同傅崇碧谈话时，没有给出一项可以慢慢推进的普通工作，而是把首都卫戍区的整顿任务交到了他的肩上，并限定在8个月到1年内完成。
这份安排并不轻松。傅崇碧当时担任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身上已有军区工作，再次负责卫戍区，既要统筹两方面事务，也要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婉言推辞。
邓小平看出了他的顾虑，给出的办法很具体：“军区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卫戍区用百分之四十的精力。”话不长，却把责任、分工和信任都说清楚了。傅崇碧最终接受了安排。
为什么是他？
傅崇碧1916年出生于四川通江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祖父和母亲先后去世，家中为料理后事变卖田地，日子很快陷入困顿。祖父生前教过他识字，这段短暂的启蒙，成为他少年时期少有的文化基础。
贫困带来的不只是饥寒。一次放牛时，牛闯进地主家的稻田，傅崇碧遭到殴打，父亲还被迫赔礼、赔钱。年幼的他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普通农民在旧社会并没有多少尊严可言。这种经历，后来深刻影响了他的选择。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傅崇碧接触到革命队伍和共产党人的宣传。那个十几岁的农村少年，很快参加了红军。第一次作战，他缴获了一把大刀和两支枪，此后在战斗中屡次担任危险任务。
年纪小，胆子却不小。
1933年，川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围攻。傅崇碧在山头阵地观察敌情时，刚举起望远镜，便被子弹击中后脑，昏倒在阵地上。经过抢救，他住院两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伤口还没有完全好，战事又把他推回前线。1935年，部队承担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他带人冲到敌军近前，遭手榴弹爆炸，双腿负伤，弹片嵌入肌肉。医生取出残片后，要求他卧床休养，可他没有躺多久，便伏在马背上继续行军。
这些经历，使傅崇碧形成了一个鲜明特点：遇到任务，先想怎样完成，很少先考虑个人得失。多年后，他被安排负责首都卫戍工作，组织看重的正是这种在极端环境中磨炼出来的担当。
1955年授衔时，傅崇碧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他因旧伤复发休养了一段时间。1961年6月，出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真正改变他军旅履历的，是1966年。为加强首都治安和安全工作，中央成立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傅崇碧被通知参加会议。叶剑英告诉他，组织上准备让他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傅崇碧有些迟疑：“卫戍区的工作我没有干过，恐怕难以胜任。”
叶剑英回答：“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就能干好。”
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兵力并不算庞大，但职责极重，既要承担首都警卫、治安和重要目标防护，也要处理各种突发情况。卫戍区的工作，不能只看兵力多少，更要看所处位置和所担责任。
傅崇碧上任后，着手调整力量、完善编制、明确任务，使部队逐步形成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后来卫戍区规模扩大，相关保障力量不断充实，首都安全工作也有了更强的组织支撑。
1968年，傅崇碧调任沈阳军区。离开北京时，他已经积累了首都卫戍工作的实际经验。1974年9月，他重新回到北京，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这位老部下。两人多年未见，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这次重返北京，并不是简单的调动。1975年4月，傅崇碧被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周恩来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但仍明确表示，傅崇碧应当留在北京，今后还要依靠他把卫戍区工作重新抓起来。
遗憾的是，周恩来病重，加之傅崇碧对自身身体和工作能力有所顾虑，相关安排一度没有落实。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整顿首都卫戍力量再次被提上日程。
9月12日，傅崇碧正式任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相隔11年，他再次接过这副担子。与第一次任职相比，此时的他年过六旬，身上有旧伤，也有军区事务，但组织仍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他。
邓小平提出8个月到1年的期限，重点并不只是要求动作快，更是要求整顿工作有边界、有目标、有结果。傅崇碧需要在军区和卫戍区之间合理分配精力，理顺机构关系，强化首都警卫和治安管理，把一支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
2003年1月7日，傅崇碧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那份关于“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四十”的谈话，也成为他晚年军旅生涯中一次颇具分量的组织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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