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刘亚楼调任国防部副部长，看到司机开红旗轿车后大怒：真是胡闹！

1959年，杭州会议结束后，刘亚楼乘飞机返回北京。机场外，一辆锃亮的红旗轿车停在路边，司机穿戴整齐，早早等候。刘亚楼走出候机处，只看了一眼，脸色便沉了下来。

“真是胡闹，赶紧把车换了！”

司机没想到司令员会发火，连忙解释，原来的旧车正在修理，这辆车是临时调来的。刘亚楼没有接话，转身坐上了别人的车。那辆红旗轿车，始终没有载他回空军大院。

这件小事，常被人提起。它并不只是一次拒乘新车，更能说明刘亚楼几十年来形成的作风：职位可以变化，办公条件可以改善，但军队干部不能把待遇当成身份象征，更不能在国家困难时讲排场。

刘亚楼早年并不是一个安坐机关的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在红军部队担任重要职务，长期在作战一线磨炼。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他奉命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系统接受军事教育。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后来承担特殊任务的重要基础。

1945年回国后，刘亚楼进入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机关，担任参谋长。东北战场兵力众多、情况复杂，部队调动、作战协同、情报判断，样样都考验参谋长的能力。他不是只会传达命令的人，而是能把地图上的部署变成战场上的行动。

1949年1月，天津战役打响。刘亚楼担任前线指挥员之一，围城、突破、分割、肃清，各个环节衔接紧密。天津城的解放只用了较短时间，守军主力被歼灭，华北战局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这一仗，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指挥才干。

按照原有安排，他本有机会继续率部南下作战。可就在此时，中央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领域——人民空军。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战争仍在继续，渡海作战和国土防空都离不开空中力量。问题是，人民军队此前没有完整的空军体系，飞机、机场、飞行员、地勤人员和训练制度，都需要重新建立。这个任务，既要懂军事，也要懂组织，还要能同外国方面打交道。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让刘亚楼负责筹建空军。刘亚楼听到这个安排时并不轻松。他没有驾驶飞机的经历，对航空技术也不是内行，甚至一度担心自己难以胜任。

有人劝他说：“这是新任务，没人天生就会。”

刘亚楼回答：“不会可以学，关键是要把空军建起来。”

他很快赴苏联商谈援助和装备问题，争取飞机、教练机、技术资料以及有关人员的支持。国家当时财力紧张，每一项采购都要精打细算。他反复核算费用，设法压缩不必要的开支，连油料、器材和技术服务条件都不轻易放过。

回国后，他又忙着从各部队选调干部和学员。许多战士没有见过飞机，部分人甚至认为飞行危险、学习困难，不愿主动报名。刘亚楼便到部队动员，讲清空军对国防建设的意义，也告诉大家，航空兵不是享福的兵种，而是要承担更大风险的战斗力量。

空军建设不能只靠几架飞机。航校、机场、维修机构、气象部门、通信系统，都要同时铺开。经过紧张筹备，人民空军在1949年11月正式成立，随后多所航校陆续建立。这个速度在当时十分难得，背后是大量干部夜以继日的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建设迎来真正考验。刚刚组建的航空部队缺少实战经验，却不得不在战争环境中迅速成长。飞行员、地勤人员和指挥机关一边训练，一边摸索现代空战规律。刘亚楼重视训练，也重视制度，把每次飞行、每个故障、每条经验都纳入总结。

他对装备要求严格，对日常花费同样敏感。文件用纸能节省就节省，教材编写中尽量使用更生纸，信封也不轻易丢弃。有人考虑到他每天审阅大量材料，特意用好纸印了一份文件，送到他手里后，却被要求重新打印。

“规定不能只管别人。”他对身边人说，“司令员也不能例外。”

这不是故意作秀。空军建设需要大量经费，飞机和油料更是烧钱的项目。指挥员如果在小处放松，部队上下就容易把节约当成一句空话。刘亚楼盯住纸张、车辆、服装这些细节，实际是在给新军种立规矩。

有一次，毛泽东视察空军时，注意到刘亚楼军服的领口和袖口已经打过补丁，便提出给他添置新衣。刘亚楼仍然认为，能穿就不必换，国家要买飞机，部队还要承担作战任务，干部更应当带头节俭。

1959年，刘亚楼调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提高，工作范围也更广。中央考虑到他公务繁重，准备给他配备一辆红旗轿车。他起初并不愿意接受，认为原来的车虽然旧，勉强还能使用。

偏偏那辆旧车正在维修。工作人员担心耽误接送，才安排司机开红旗轿车到机场。谁知刘亚楼见到后，当场拒绝乘坐，并让人把车换回去。司机解释：“旧车还没修好。”他仍然摇头：“车坏了可以修，规矩不能坏。”

说完，他坐上了其他车辆离开。红旗轿车的确比旧车舒适，也更符合副部长的身份，但在刘亚楼看来，身份不是铺张的理由，军队干部更不能把国家给的便利变成个人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