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正在举行。毛泽东到场悼念，在灵堂一侧停步时，注意到一副没有挂在显眼位置的挽联。字句沉厚，气势不凡，却显得有些孤零零。毛泽东问身边人：“这副挽联是谁写的？人来了吗？”
写下挽联的人，叫张伯驹。
这不是普通的吊唁。陈毅逝世前后，张伯驹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他本人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追悼会现场。那副挽联能够送到灵堂，已经颇费周折。
张伯驹出身于河南项城张氏家族，民国时期以收藏家、书画家和诗词家闻名。他曾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四公子”，但没有把家世和财富用在声色享乐上，而是把大量精力放在古代书画、法帖和碑帖收藏上。
在不少人眼中，那些只是旧纸片。张伯驹却清楚，它们一旦流出国门，追回来的可能性极小。他收藏过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以及李白《上阳台帖》等重要文物。为保住这些东西，他曾出售房产，甚至在生活上作出很大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市场混乱，一些珍贵书画面临被倒卖海外的风险。张伯驹并非单纯为了个人雅趣而收藏，他更看重文物的公共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陆续将收藏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许多后来被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捐出国宝并没有让他此后一路顺遂。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与这一结果有关的一个原因，是他曾参与传统戏曲活动，排演过带有旧时代题材的剧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类文化主张容易被扣上“宣扬封建”的帽子。一个把珍贵文物交给国家的人，就这样陷入了个人命运的低谷。
批评和审查接连而来，许多熟人也选择保持距离。张伯驹性情温和，却没有因此否定自己。据家人回忆，他曾表示，自己没有说过对党不利的话，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这句话不响亮，却能看出他的性格：不争辩，不迎合，也不轻易改掉内心认定的事情。
真正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是陈毅。
1960年前后，陈毅得知张伯驹生活困难，曾设法为他联系工作。后来，张伯驹获得前往吉林工作的机会。临行前，他专门向陈毅辞行。陈毅没有讲空泛的大道理，只是劝他安心工作，并说人一生难免受些委屈。
临别时，陈毅还交给他一个纸包，嘱咐到了地方再打开。张伯驹提前拆看，里面是一首陈毅写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几句诗，后来成了张伯驹长期珍藏的精神寄托。
到了吉林，张伯驹在博物馆从事相关工作。他没有把剩余藏品留给自己，而是再次捐出三十余件书画。对于一个已经失去许多生活保障的人来说，这个选择并不轻松，也更能说明他收藏文物的出发点。
遗憾的是，风波并未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伯驹再次受到冲击，被安排到农村劳动。此时的他已经年近七十，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都有限，连接收单位也感到为难。他只得写信向陈毅求助。
那时的陈毅已经身患重病，正在住院治疗。读到张伯驹的来信后，他仍惦记这位老友，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关注此事，并准备向周恩来反映。陈毅病重之际，还曾让妻子把自己珍爱的围棋转交给张伯驹，寄托“团结”之意。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张伯驹得知消息后想去送别，却因当时的身份问题被挡在追悼会之外。他没有把挽联写成一般的哀辞，而是将对陈毅的感激、敬重和痛惜，压进字句之中，托人送入会场。
由于作者身份特殊，挽联只能放在不显眼的位置。毛泽东看到后，询问作者是否到场。陈毅夫人张茜随后向他讲起张伯驹捐献文物、长期受困的经历。毛泽东听完后说：“这样的人，应该给他出路，至少要让他有饭吃。”
这句话很快传达下去，相关部门开始处理张伯驹的生活和户籍问题。被困扰多年的张伯驹，后来重新取得北京户口，生活处境逐步改善。1978年，他得到正式平反。
一副挽联没有改变历史进程，却让一个被遮蔽已久的名字重新进入决策者视线。对张伯驹而言，陈毅生前的帮助、身后的追悼，以及那场意外的询问，终于连成了一条迟到的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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