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内连续杀害19人，其中11人遭分尸、烹煮后投喂猪犬；2000年昆明杨天勇特大杀人案，除手段极度凶残外，还牵出了当年一桩标志性冤案

昆明在1999年办过一场世界园艺博览会。

那一年，这座高原城市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街道拓宽了，绿化带重新铺过，夜晚的盘龙江边亮起了彩灯。全国各地的游客涌进来，飞机票和火车票一度紧张。昆明的花市本来就出名，那几个月更是热闹得不像话。斗南花市凌晨三点就开张，装满玫瑰和康乃馨的三轮车排出去两条街。整座城市都泡在一种欢快的气味里，花和游客和阳光搅在一起，让人觉得这地方就该是这样，温和，安逸，离任何脏东西都很远。

但就在同一年，昆明郊外的一些角落里，事情正在以一种极其黑暗的方式发生。那些事后来被写进了云南刑侦史上最重的一页。十九个人，在三年时间里陆续失踪。其中十一个，最后连完整的尸体都没能留下。有些人的骨血被混进了饲料，喂给了猪和狗。

这个案子的主犯，曾经是一名警察。

杨天勇，1959年生，云南楚雄人。他的成长轨迹在那个年代的人里不算特别。初中读完去当兵，在部队待了三年。那三年里他学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一项是用枪。退伍之后，他进了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穿上了警服。

东站那一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比较乱。火车站周边人流密集，南来北往的旅客、拉客的小贩、倒票的黄牛、小偷小摸的闲散人员挤在一起。一个铁路警察如果真想把工作干好，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但杨天勇对工作没多少热情。他三天两头旷工，领导找他谈过话，他脖子一梗，不愿意改。后来单位准备把他调去看守所，那里更苦，他索性不去。单位劝不动，最后按程序做了辞退。

时间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那是他人生的分岔口。脱掉警服之后，杨天勇没有去找正经活计，反而像是卸下了一层束缚。他开始往黑道边缘靠，跟各色人打交道。他长得高大，说话带着一股警察式的果决，在灰色人群里天然带着威信。

他有一个小学同学，叫肖林。肖林的经历更野。早年在东北佳木斯那边混，后来犯下一桩诈骗案，涉案金额上百万。九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万，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笔巨款。肖林被通缉之后没往远处跑，反而回了云南。他找到杨天勇，两个人找了家小馆子喝酒。

那顿酒喝了很久。肖林把自己在东北干的事说给杨天勇听，说得不遮不掩。杨天勇听完没什么反应，也没起身去报警。他就那么继续喝着。肖林心里有数了。眼前这个老同学，跟他是一路人。

后来这个案子被破获之后，审讯材料里专门提到过这段往事。两个人的结盟，就是从这场酒开始的。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也没有谁低头拜码头。就是几杯苞谷酒下肚，彼此透了个底，然后心照不宣地走到了一起。

肖林是个有组织能力的人。他在昆明混了几年，人面很广。1995年初，他因为一次住院，认识了当过兵的滕典东。肖林当时对滕典东说过一个假身份，说自己是少校军官。滕典东在部队待过，对“少校”这个身份有天然的信任。两人很快热络起来，后来滕典东也入伙了。

杨天勇这个人，对武器有执念。他曾在部队里摸过不少枪，又在派出所干过几年，对枪支的来路和渠道比别人清楚。1995年，他专门跑了一趟平远街。那个地方在当时的云南乃至整个西南都很有名，以走私军火和毒品闻名。公安部门后来花了大力气才把那一带清理了一遍。但在九十年代中期，去那里买把枪，对杨天勇来说并不算太难。

枪到手之后，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一个被开除的警察，一个诈骗犯，一个退伍兵，三个人凑在一起，手里还有了硬家伙。他们开始谋划“干大事”。

1997年初，又有四个人陆续加入。肖林的亲弟弟肖力，一个叫柴国利的外地人，还有一个叫左曙光的，加上杨天勇的同乡杨明才。七个人的班底正式搭起来了。他们在昆明东郊和西郊租了养殖场，对外说是养狗养猪。实际上，那些场地就是后来一切事情发生的地方。

杨天勇把七个人编成一个“单位”。他不叫帮派，也不叫弟兄，而是用了一种他熟悉的管理方式。他把作案叫“行动”，把抢车杀人叫“业务”。每次搞到钱，先扣下一部分作为成本，剩下的再按“贡献”分配。他有从警经历，对侦查手段了解不少，所以整个团伙的运作带着很明显的反侦察色彩。成员之间分工明确，踩点、动手、处理尸体、变卖赃物，每个环节都有人负责。

他让团伙成员穿上仿制的警察制服，佩戴袖标和武装带，在偏僻路段练习拦车。手势，站姿，盘问的语速，都练到以假乱真。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对制服有天然的服从意识。只要看见几个穿警服的人站在路边举手示意，很少有人会想到去核实身份。

为了磨掉手下最后一点正常人该有的东西，杨天勇还带着他们去火化场。站在焚尸间外面，看人把遗体推进去，炉门关上，火燃起来。一开始有人受不了，出来就吐了。多去几次，慢慢就麻木了。他就是在用这种方式，把人变成工具。

从1997年开始，这个团伙开始动手。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机动车。那个年代汽车很值钱，一辆好点的轿车在二手市场上能卖几十万。他们用假警察的身份拦车，把司机和乘客控制住，抢走现金和值钱物品，然后杀人灭口，把车转手卖掉。

但他们做得比一般的抢车团伙要狠得多。一般劫匪杀了人，最多抛尸荒野。杨天勇不是。他有场地，有工具，有“人手”。杀人之后，尸体的处理成了一道固定的工序。肢解，煮，喂猪喂狗。骨头砸碎，和饲料拌在一起。那三个养殖场里养的十几条狗和一批生猪，就是他们销毁证据的活机器。

这种做法，让后来的调查极其困难。没有尸体，没有痕迹，没有抛尸现场。失踪者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家属报了案，警方立了案，但查来查去查不到一点东西。那些年里，昆明及周边地区出现过多起人员失踪的报案，但大多被当作普通的人口走失或经济纠纷处理。没有人把这些案子串起来。

1998年4月20日晚上，团伙在昆明海埂附近拦下了一辆昌河面包车。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昆明市公安局的女民警王晓湘，另一个是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

他们穿着警服，以为对方是来查车的同行。王晓湘甚至提出要打电话给市局领导核实身份。但电话没打出去。手机被夺走，两个人被铐住。王俊波随身带了一支七七式手枪，也被搜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的审讯材料里有过详细记载。杨天勇用抢来的那支枪开了枪，然后有人用扳手砸了受害者的头部。确认死亡之后，他们离开了现场。

这起案子，在当时的昆明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死的是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还是副局长。这在云南省内算是顶了天的恶性案件。昆明市公安局很快成立了专案组，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侦破工作迟迟没有进展。

问题就出在现场。凶手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加上那个年代刑事技术条件有限，现场提取不到足够有价值的痕迹。专案组内部压力巨大，上面的批示一道比一道急。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还是破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可怕的推断被提了出来。

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也是警察，在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工作。调查人员开始怀疑这起案件是一桩情杀。理由是王晓湘和王俊波的关系“可能不一般”，而杜培武“可能知道了什么”。这条线索在案发后不久被警方内部采纳，之后越走越偏。

杜培武被带走的那天，天气不错。他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以为自己是去配合调查，还带了一瓶水。进去之后，事情就变了。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过程远超出了正常的问话范围。他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后来通过他的身体检查记录和他本人的陈述，被外界知道了一部分。

杜培武最终在极度压力之下做出了有罪供述。那些供述在案卷中写得相当具体，仿佛他真的到过现场。但仔细看那些材料，会发现一些细节与现场勘查记录对不上。然而在当时，有罪供述本身已经足够推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1999年2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他不服，当庭上诉。案子到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官在阅卷时发现了一些疑点，包括凶器与杜培武供述中的作案工具不符，以及案发时间的不在场证明没有得到合理解释。最终，二审把死刑改成了死缓。杜培武保住了命，但被送进了监狱。

他在狱中写下了遗书式的东西。那些文字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其中有几句话让人过目不忘。他提到自己入狱之后，只能指望真凶落网才能洗清冤屈。那是一个极其绝望的判断，但后来证明，这个判断没有错。

在杜培武蒙冤入狱的日子里，杨天勇团伙还在继续作案。他们像一群寄生在城市边角的捕食者，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动一次。受害者有商人，有司机，有普通职工。其中有一个叫刀国兴的，是新平县政府司机。有一个叫李双全的，是生意人。还有云南汇天装饰公司的总经理李亚鹏，以及一名叫朱昆的民警和一名退伍军人王元福。

这些人里有些是被劫车时遇害的，有些是被人以别的名目骗出来后杀害。杨天勇在每次控制住人质之后，会做一件事。他拿出纸笔，像当年办案那样，对被害人进行“讯问”。问姓名、职业、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然后写成笔录。他甚至会要求对方签字。

这些笔录最后被他收进保险柜。警察出身的他，似乎对程序的完备有某种仪式性的需求。但肖林后来在审讯中供述，这些笔录还有更实际的作用。他们想从受害者嘴里掏出公职人员和商人的信息，为后续犯罪积累“资源”。那些被问过话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

案发之后，警方在团伙的窝点里搜出了大量证物。除了枪支弹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就是那些笔录。纸页整齐，字迹清楚，甚至还有编号。它们被锁在铁皮柜里，像一整套私人收藏的犯罪档案。

2000年4月，一个叫王春所的昆明商人失踪了。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对他的手机进行了监控。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但技术人员没有撤掉监控。就这么等了近两个月，手机突然开机了。通话地点在昆明城区的一家典当行附近。

那天是2000年6月14日。警察在典当行外面抓住了正要把手机卖掉的柴国利。柴国利一开始不老实，说手机是他买的。但警方很快搜查了他的住处，发现了王春所随车携带的充电器，以及一个写着“吴峰”名字的电话本。“吴峰”正是此前一名失踪者的名字。

柴国利撑不住，开始交代。他供出了一个以杨天勇为首的犯罪团伙。昆明市公安局连夜成立指挥部，调集了大量警力，分组开展抓捕。那几天，昆明的街头警笛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亢奋而紧张的情绪。

杨天勇被抓的地点没有遇到太大抵抗。警方知道他有枪，而且枪法不错，所以做了充分准备。但真正动手的时候，对方几乎没反抗。后来杨天勇自己也说，抵抗没有用。他当过警察，知道那套程序。

另外几名成员也陆续落网。肖力是在火车上被抓的。他带着妻子和一个孩子，从昆明往北京方向走。乘警接到通知之后在车厢里找到了他。肖力也没有反抗。他平静地站起来，把手伸过去。据说在快到昆明的时候，妻子用湿毛巾给他擦脸，他的情绪才突然松了下来，掉了泪。

七个人全部到案，只用了不到三天。这起案子的破获，在云南省内引起了轰动。审讯工作持续了很久。警察越往下挖，越觉得后背发凉。三个养殖场，十几条狗，那些被喂过什么东西的猪，那些被煮过的人骨碎片。有些细节公开出来之后，连参与审讯的老刑警都说，这是他们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忆的画面。

2000年10月，案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起诉书很长，足足念了十六页。旁听席上有人哭，有人骂。受害者家属里有老人，有年轻人。一位老太太坐在那里，从头到尾没有说话，只是眼泪一直往下淌。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在这个团伙手里。

庭审期间，杨天勇的表现很冷淡。他拒绝了律师，对大部分指控不置可否。问他作案细节，他说事情太多，记不清了。他只在最后陈述时说了一句，向受害者家属致歉，希望法院早点判，早点结束。他语气平缓，像在说一件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

判决在一周后下来。七名主犯全部死刑。有人上诉，但很快被驳回。公判大会开在昆明体育场。到场的人很多，体育场的看台上坐满了人。法警把七个人押上主席台前的位置时，整个场子安静了一下，随即响起掌声。那声音很大，像一阵风吹过看台。

七天之后，七个人被押赴刑场。

尘埃落定之后，杜培武的案子才真正翻了回来。杨天勇团伙在审讯中主动供述了杀害王晓湘和王俊波的经过。那些细节和杜培武案卷中的“有罪供述”完全对不上。真相终于出来了。2000年7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杜培武无罪。

他走出了监狱。那天阳光很好。他穿的是家人送来的衣服，头发已经白了不少。他没有对媒体多说什么。后来他接受过几次采访，谈得最多的是刑讯逼供和司法程序。他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人物。那起著名的冤案，被反复提及，进了一些教材，也成了法律界讨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绕不开的案例。

而杨天勇案本身，则成了云南刑侦史上的一页。十九名遇害者，十一个被毁尸灭迹，手段之残忍、组织之严密，在建国后的云南都属罕见。那个从东站派出所走出去的男人，用他在警队学到的一切，打造了一部高效的杀人机器。那部机器转了三年的时间，碾过了十九条人命，最后因为一部手机停了下来。

在那三年的昆明，花市照常开，游客照常来，盘龙江边的夜啤酒摊照样热闹。城市的表面平静而繁荣。只有那些突然消失的人，和那些被喂进猪圈和狗舍里的碎块，在暗中提醒着，有些东西烂掉了，烂得很深。而当真相终于浮出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在阳光下面待了那么久的自己，和那些黑暗的角落之间，只隔着一道薄薄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