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91年春天，西安，路遥收到茅盾文学奖颁奖通知时，手里并没有一张前往北京的车票。作品已经获奖，现实生活却没有因此宽裕起来，连一趟火车的路费，都成了需要设法解决的难题。
《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路遥受邀参加颁奖活动。主办方负责抵达北京后的食宿，往返路费却要自行承担。对许多作家而言，这不过是小事；对当时的路遥来说，却是钱包里实实在在的空缺。
弟弟王天乐后来回忆，哥哥曾向他求助。路遥开口并不轻松，王天乐也没有多问，赶紧筹钱送到西安。那笔钱除了路费，还涉及必要的交际和购书支出。钱一到手，路遥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有人打趣说：“以后可别再获奖了。”路遥大概也只能苦笑。奖项带来了声誉，却没有立刻改变他的经济处境。更有意思的是，获奖所得往往先被用来还债，真正留在手中的并不多。
问题出在生活习惯上。
路遥烟瘾极重，常年每天抽两三包烟，而且偏爱质量较好的香烟。按照一些亲友的回忆，烟草支出在他的日常花费中占比很高。所谓“六年抽掉三五套房”，更像是后人根据烟量、烟价和房价作出的夸张说法，并非严格核算出的财务记录。
但这句话之所以流传，并非毫无缘由。路遥确实把相当一部分收入消耗在香烟和应酬上，稿费、奖金一到账，常常很快花出去。他还喝咖啡、吃牛排，写作期间对生活品质有自己的要求。贫困年代走出来的人，有时会用这种方式补偿长期压抑的欲望。
这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出生于陕西清涧县王家堡村。家中子女多，生活困苦。八岁那年，他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大伯王玉德。那不是一次普通的走亲戚，而是贫困家庭在生存压力下作出的艰难安排。
伯父家同样不富裕，路遥需要劳动，砍草、喂猪、挑粪，饥饿几乎成了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关于他为了一块馒头学狗叫的故事，常见于传记和回忆材料，细节或有不同，但贫困给他留下的刺痛，却贯穿了此后的人生。
他太早知道，一口粮食有多重要，一个机会又有多难得。
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后，路遥开始接触更广阔的文学世界。1973年，他进入中文系学习，期间积极写作。早期作品发表后，他逐渐确认，文字不仅能表达苦难，也可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工具。
1980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关注；1982年，《人生》发表，路遥由此在文坛站稳脚跟。为了写作，他可以连续多日把自己关在狭小空间里，昼夜颠倒，反复推敲人物命运。那种近乎透支的写法，既塑造了作品，也消耗着身体。
《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更为艰苦。1985年至1988年，路遥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书中孙少安、孙少平面对土地、家庭和时代变化时的挣扎，带有陕北乡土生活的真实纹理，也寄托了作者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理解。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那时的路遥已经长期劳累，身体状况并不好。荣誉抵达之际，经济拮据、疾病缠身和创作压力仍旧同时存在，文学成就与个人生活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42岁。关于他去世前后的具体病情，资料多记为肝硬化等严重肝病，长期吸烟、过度劳累和生活失调，无疑加重了身体负担。
据相关回忆，路遥去世时留下的存款并不多，常被概括为一万元左右。这个数字未必能解释他全部的经济往来，却能说明一个事实：他并没有把文学收入转化成稳定的物质积累。
他曾帮助弟弟找工作，也会接济亲友。自己手头并不宽裕，却不太愿意在熟人有难时袖手旁观。烟草烧掉的钱，固然令人惋惜；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收入投入了写作、交往和对亲人的承担之中。
标题里的烟和房子，是一种醒目的说法；路遥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份漂亮的资产清单，而是三部重要作品，以及一个从饥饿童年走向文学高峰的作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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