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毛主席两度合影，名字载入《毛选》，所拍影片尘封73年后回国

1938年春，陕北延安，瑞士记者博斯哈德扛着摄影机走进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城镇。同行的美国记者史蒂尔没有想到，这趟只有6天的采访，会留下抗战时期延安极为珍贵的影像，也会让两人的名字，分别以不同方式留在中国革命史料中。

那时的延安并不容易抵达。道路泥泞，尘土飞扬，物资常靠驴骡驮运，年轻人则从各地徒步赶来。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两名记者搭乘运送物资的车辆进入陕北。沿途所见，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却有一种紧张而有秩序的生活气息。

史蒂尔出生于1903年，原籍加拿大，后来随父母移居美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受聘于美联社来到中国。此人采访风格大胆，曾为追踪马占山的下落进入西伯利亚，还在东北采访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惨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史蒂尔迅速赶到现场。南京沦陷后，他又报道了日军暴行。对他而言，战争不是地图上的箭头，而是街道上的炮火、难民的脚步和被毁掉的家庭。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延安的兴趣，并不只是猎奇。

博斯哈德比史蒂尔年长，1892年出生，长期从事新闻和影像工作。两人经不同渠道得到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介绍，结伴前往延安。那一时期，外国记者进入陕北并不常见，延安在国际舆论中仍带着相当神秘的色彩。

到达延安后，他们看到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在窑洞前上课，看到青年在延河边洗衣，也看到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进行操练。镜头没有刻意寻找宏大场面，却把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学习训练记录下来。正是这些细节，使那段历史摆脱了抽象的口号。

有意思的是，影片中还保留了鲁艺师生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画面。经过后来考证，画面前方负责指挥的，是作曲家郑律成；前排一名穿白衣的学生，是张颖。多年后，工作人员请老人观看影像，她一眼认出了年轻时的自己。那时，她只有15岁。

《延安之旅》是一部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纪录片。最珍贵的镜头之一，是毛泽东从窑洞走出，迎接两位记者。画面只有几秒，人物动作也很简单，却让观众直接看到了抗战时期延安的真实环境。

随后，毛泽东同两位记者交谈了约3个小时，话题集中在抗战形势和战争走向。谈到日本侵略者时，他分析其兵力不足、军纪残暴、指挥笨拙等弱点。史蒂尔负责报道谈话内容，博斯哈德则用摄影机保存下延安的日常景象。

博斯哈德后来回忆，毛泽东说话简洁有力，谈问题很深，不摆架子，也不拖沓。他还注意到毛泽东常把落到额前的头发向后捋，手边总有香烟。这样的细节，与当时外国报刊中那些模糊而遥远的政治描述不同，构成了一个可以被观察、被理解的具体人物。

这次采访之后，两人离开延安。影片却没有立刻进入公众视野，而是在海外档案中沉寂了很长时间。直到上海市档案馆获得复制资料，工作人员经过约半年的整理和考证，才逐步确认拍摄时间、地点及画面中的人物。尘封73年后，这批影像终于回到中国人的视线里。

史蒂尔与毛泽东的联系并未止于1938年。1944年至1946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后期以及国际局势变化，外国记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人员陆续前往延安，延安再次成为国际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1946年秋，史蒂尔第二次到达延安，再次采访毛泽东。此时抗战已经结束，国共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方面试图调解中国政治局势。谈话涉及美国“调解”、中国内战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态度。

这次谈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因此，史蒂尔的名字不仅出现在外国新闻报道中，也被写进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

1978年，史蒂尔访问北京，老记者白夜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当他翻到收录那次谈话的篇章时，才第一次看到这段采访的中文记录。两次延安之行，一部纪录片，两张合影，以及一篇收入《毛选》的谈话，恰好从影像、人物和文献三个角度，拼出了延安对外传播的一段特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