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出武器还是守住底线？哈马斯面临最危险转型，作者发出警告

以色列未能在加沙通过战场取得胜利的成果，哈马斯不应在谈判中轻易让出。在解放运动中，有时需要勇气去行动，而在另一些时刻，同样需要勇气去等待。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是一次大胆的决策。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种种假设。

这一行动将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推到了国际政治的中心，揭穿了可以“管理”或绕开这一问题的幻象，也迫使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面对一场他们以为能够无限期控制的冲突。随之而来的事件，绝不能被用作将加沙毁灭的责任从实施者转移到抵抗者身上的借口。

加沙遭受的破坏、平民伤亡、住房、医院、大学和学校的摧毁，责任在于实施这些行为的人。对巴勒斯坦战略的批评，不能成为为施害者及其支持者开脱的工具。如此巨大的牺牲，要求人们更加严肃地审视这些事件在政治上的处理方式。

如今，哈马斯可能正面临其历史上最艰难的转型。这个在“阿克萨洪水”行动中以武装抵抗组织身份进入战局的运动，如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被要求在战争结束后解除武装、退出加沙治理，并被纳入一个由美国和以色列设计、地区调停方默认支持的重建后的巴勒斯坦政治体系。

这里的教训是：解放运动应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灵活性换取具体政治收益，另一种是为了预期中的西方接纳而先行作出让步。真正的危险是每次让步都成为下一次让步的起点。几十年前，法塔赫走上了这条路。每次让步都被描绘为通往下一次外交突破的入口：承认对方将带来互惠，谈判将带来建国，安全合作将建立互信，而《奥斯陆协议》据称只是过渡。

结果，“过渡”变成了永久状态。定居点不断扩张，占领加深，主权退缩，法塔赫也因此沦为自己昔日的影子。哈马斯应研究这段经验，绝不能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互惠承诺而交出任何战略性立场。西方的认可，并不是巴勒斯坦民族目标。

第二个担忧更为紧迫。谈判本质上是围绕利益展开的较量，依靠筹码进行。但自战争进入外交阶段以来，哈马斯一再显得愿意在尚未获得对等、可执行回报之前，先行放弃手中的筹码。2025年5月，以色列裔美国士兵伊丹·亚历山大的获释，被描述为一种旨在重新打开外交空间的善意姿态。但在谈判中，善意只有在对方愿意给予回应时才有价值。

更大的考验出现在2025年9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加沙倡议”之后。哈马斯在最初回应中，同意按照交换方案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包括生者和死者，并接受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

但在加沙更广泛的未来安排以及巴勒斯坦基本权利等根本问题上，哈马斯坚持这些问题应在全面的民族框架内处理。就在哈马斯于2025年10月3日公布回应前几天，有观点主张采取这种做法。在完成被扣押人员交换并履行相关承诺之后，哈马斯本应考虑退出围绕更大问题的直接谈判，因为一个抵抗运动的领导层不需要亲自处理每一场谈判。

这些问题之所以紧迫，是因为哈马斯已经从讨论治理问题，转向考虑涉及其武器的方案。近期一些提议设想，将哈马斯武器封存或移交，作为与以色列撤军挂钩的非军事化安排的一部分。以色列已经拒绝这一做法，并坚持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难道巴勒斯坦人真要在坦克还停在边境时交出武器吗？

这种模式在《奥斯陆协议》年代并不陌生：巴勒斯坦方面的让步进入外交记录后，以色列认定安排仍不充分，下一轮谈判便从这一让步出发，而不是从此前的立场出发。没有得到回应的让步，通常换来的只是新的要求。

因此，解除武装触及的是这个运动自身的身份和战略目的。克制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抵抗形式，哈马斯也未必必须重新治理加沙：放弃直接行政管理，甚至可能让该运动摆脱“既要治理一个被围困的人口，又要作为抵抗组织运作”之间的矛盾。退出政府与放弃抵抗，完全是两回事。

更大的危险在于，一个因战争而疲惫、又承受调停方和国际力量巨大压力的运动，可能会被一点点改造成另一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派别，只是在一个由他人设定参数的选举秩序中争取一席之地。

法塔赫的转变正是这样发生的。一次让步被解释为战术需要，下一次让步被说成是维持政治进程所必需，再下一次则被要求用来证明“认真态度”。最终，一个为解放巴勒斯坦而建立的组织，变成了在占领之下运作的某个权力机构的执政组成部分。

为当前路线辩护的人会问，替代方案是什么？答案是战略耐心：一个承受巨大压力的运动，并不需要立刻解决所有问题。哈马斯可以履行自己已经作出的有限协议，同时拒绝就那些属于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进行交易，并利用这段间隔期进行重组，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

自2023年以来，中东地区已经发生变化，其后果仍在持续显现。越来越多分析人士认为，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可能会使德黑兰在战略上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强。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已经消耗了巨大的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本。

加沙目前仍处于脆弱停火之下，以色列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仍未解决。既然如此，哈马斯为什么要把今天的力量对比当成永久状态来谈判？有战斗的时候，有谈判的时候，也有只是守住自己立场的时候。有时，这不过意味着在暂时压力之下拒绝作出不可逆的让步。

选举是人民代表权的正当工具，而在多年停滞和民主合法性流失之后，巴勒斯坦制度也的确迫切需要更新。参与选举是一回事；允许选举重新定义这个运动与抵抗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

哈马斯需要清楚说明，它如今认定的战略常量是什么，武装、民众、政治、法律和外交等不同形式的抵抗，在其中分别处于什么位置。这样的问题，不能通过在压力下零敲碎打达成的协议来回答。

“阿克萨洪水”给加沙带来了几乎难以想象的人道代价，而这种代价绝不能被用来否定巴勒斯坦抵抗的正当性，也不能被用来把责任从摧毁加沙的人身上转移开来。但巴勒斯坦人所作牺牲的巨大规模，也不能使巴勒斯坦领导层免于战略责任。一个抵抗运动必须保护那些以其事业之名作出牺牲的政治价值。

哈马斯可以退出加沙政府，在适当条件下参加选举，也可以在形势需要时进行谈判，而不必让那些在极端压力下作出的战术性让步重新定义自己的原则。如果它自身的谈判能力不足，也应有足够信心把具体讨价还价交给专业人士，同时保留设定红线的权力。

如今哈马斯面临的最严重危险，已经不在战场上。它挺过了现代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却可能在谈判桌上逐步让出对手未能通过武力得到的东西。以色列未能凭借军事力量和种族灭绝消灭的东西，不应通过华盛顿炮制的协议细则被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