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工程第八营营房内,士兵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在一起,程正瀛闻声赶来。枪声尚未响彻武昌城,营房里的生死冲突,已经把一场原定于数日后发动的起义推到了临界点。
关于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多年流传最广的名字是熊秉坤。楚望台军械库、工程第八营,以及那一声对空鸣枪,后来共同构成了“熊一枪”的历史印象。
但若把范围缩小到起义最初爆发的营房现场,开枪的人却另有其人。
程正瀛,湖北鄂州泽林大山村人,1885年出生,与熊秉坤同岁。他出身农家,后来加入湖北新军,被编入第八镇工程第八营。1908年,程正瀛加入共进会,曾任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部参议,属于营中较早参与革命活动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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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白天,武昌城内已经风声鹤唳。汉口宝善里制造炸弹时发生爆炸,革命党人的秘密行动被清军察觉。湖广总督瑞澄随即下令搜捕,起义人员面临暴露和被捕的危险。
原定10月16日发动的计划,只能提前。
当晚,工程第八营第五棚的正目金兆龙携枪待命,被查铺的陶启胜发现。陶启胜是排长,身边还有护兵,立刻上前盘问,并试图夺下金兆龙的武器。双方很快扭打起来,金兆龙情急之下喊道:“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声音传出,程正瀛赶到现场。他担心直接射击会误伤金兆龙,先用枪托猛击陶启胜。陶启胜受伤逃走,程正瀛随后开枪,击中其腰部。陶启胜后来伤重死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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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没有结束。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人陆续赶来,试图控制局面。程正瀛接连开枪,营房顿时大乱。革命士兵纷纷响应,沉寂已久的武昌城被枪声撕开了口子。
熊秉坤后来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明确写到,金兆龙与陶启胜冲突后,是“中一会员程定国(正瀛)持枪开击”。1918年,他在《武昌起义谈》中再次记述,程正瀛先用枪托击打陶启胜,继而开枪,这才是“首义第一”。
这份回忆很关键。熊秉坤并没有把功劳全部归于自己,反而承认,自己率队攻打楚望台军械库时,起义已经由营房冲突正式引爆。
有意思的是,熊秉坤的身份更适合代表整个工程营的行动。他集合部队、吹哨发令,并率人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那是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武昌起义迅速扩大的转折点。
所以,“第一枪”存在两种不同说法:从营房内最早的交火看,程正瀛开了枪;从率领部队公开起事、攻占军械库看,熊秉坤确实发挥了组织和指挥作用。两种说法并非完全矛盾,只是观察角度不同。
后来“熊一枪”成为通行称谓,与孙中山的宣传和记述有直接关系。1913年,熊秉坤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曾在公开场合介绍他时说,这是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的人。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写国庆贺词,又称熊秉坤以一枪起义。此后,《建国方略》中也出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的表述。孙中山当时身在海外,并未亲历武昌现场,相关判断更像是对起义组织者和发动者的概括。
熊秉坤因此声名日隆。1913年1月23日,袁世凯发布授勋命令,熊秉坤获得“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后来,这枚徽章由其子熊辉捐献给武昌起义纪念馆。
程正瀛的经历却没有这样顺利。起义之后,他参加攻占楚望台军械库和湖广总督衙门等行动。熊秉坤欣赏他的勇猛,准备提拔他担任队官,程正瀛却选择进入敢死队,担任第一排长。
他还曾带人查明黎元洪的藏身处,将其控制并带回。黎元洪后来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一过程与程正瀛的行动有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胜利后,程正瀛获得“一等功臣”称号,并得到“首义第一枪”金匾。只是政治风云变化很快,他后来站到了北洋军阀一边,与革命党人发生冲突,昔日同道转眼成了敌手。
1916年,革命党人贾正魁以商铺开业为名设宴邀请程正瀛。席间,程正瀛被灌醉。回家途中,埋伏人员用麻袋将其套住,捆绑后投入长江。他遇害时只有31岁。
一个打响起义枪声的人,就这样死在了后来者的政治报复中。熊秉坤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61年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程正瀛的名字,则长期埋在“熊一枪”的巨大声名之下。
2005年,湖北鄂州有关方面修复程正瀛故居,并为其题写楹联:“首义史长垂,革新华夏原三楚;千秋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枪。”这副楹联所纪念的,正是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营房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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