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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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刘少奇

原题：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2010年03期
作者：陈昊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并在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于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搞的一场特殊的运动。这场政治运动，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牵涉面也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广，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洗温水澡”。但是，这一搞数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人们对它仍然是毁誉参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在当时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和打倒一大批干部等不良后果，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它确实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的一次反修防修实验，从这个意义上，把它比喻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比较客观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搞的。但几个月后，毛泽东发现，只有两个省把它当作一事。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

“社会主义教育”一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但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经历了几个阶段。

毛泽东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当时，由于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过于迅猛，在工作中出现了违背自愿原则，实行强迫命令的现象；又由于一律以高级社核算单位，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的情况，使富裕中农感到入社后，手里的粮食少了，生活不如从前了，因此，他们对合作社及统购统销政策产生了不满。1956年秋收后，不少地方发生了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区的农民闹事，搞请愿，闹缺粮。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农民中间出现这一情况，与右派不同。对待农民，也不能像对待右派一样，而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在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锋芒主要是对着富裕中农，对他们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提议，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按此指示精神，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问题，是让农民分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好的问题，是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的问题。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但总的看是比较和缓的，而且经过了整风整社，整党整团等几个阶段。195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工矿企业中也开展了大辩论，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了全国。到1958年，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结束。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它也开了用“大字报”等激烈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先河，出现了“左”的错误和偏差。但毛泽东和党中央都认为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成功的。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富裕中农思想”（即认为富裕中农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笔者注），再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与1957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但在进行中毛泽东发现：农村干部中存在的“五风”（即干部中存在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多吃多占、多记工分等方面的问题——笔者注）也相当严重。他决心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于 1961年11月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点是纠正“五风”，改造坏人当道的“三类队”。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解决了一些农村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也认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成功的。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判断和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又想起此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他要再次运用这个经验。

另一方面，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很注意研究修正主义的问题。他研究苏联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是为了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因此，他的目光并未放松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

这一时期，在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意见，主要是田家英、邓子恢提出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王稼祥提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采取和缓政策的意见。还有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总是讲我们过去犯的错误，讲出现的困难。毛泽东对这些情况都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刮“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而对王稼祥提出的意见（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三和一少”），毛泽东也认为是不对的。在这些意见中，毛泽东对所谓“单干风”最为敏感。1962年7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单独同杨尚昆谈话时，对“单干风”表示了强烈不满。

他问：我们“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杨尚昆日记》下，196页）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把这一问题正式提了出来，但没有点名批评人。（史料出处同上）7月20日，毛泽东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直接把单干问题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不光是批评“单干风”，还对产生“单干风”的根源进行了分析。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有中央一级的干部能提出这一意见，根子在于农村中有一股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他们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的矛盾，就是农村中存在的严重阶级斗争。

1962年8月2日，毛泽东在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明确点出了这一问题。

他说：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要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自从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就一再宣传自己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看法。他在8月3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在8月4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都谈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的上述认识和宣传，对中央其他领导人，对地方各中央局的领导人的影响极大。当时，在中央，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也拥护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说：“主席提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的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邓小平也在这次会上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

1962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问题提得更高、更严重。他针对中国的情况说：对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对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总结大会就讲，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还直接提到了中央存在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发言，都赞成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赞成毛泽东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

对于中国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的是农村阶级斗争。这方面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央，有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提出要搞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这反映了农村中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一部分人的意见。二是他认为，出现了要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主张，说明农村中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已经很大了。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全国城乡，特别是农村，搞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党委领导同志按中央的指示，忙于经济调整工作，忙于抓生产，并没有对经过毛泽东的提议、并经过中共中央决定的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件事情，给予应有的重视。可以说，绝大多数省委没有抓这件事，而是当成了耳边风。

毛泽东本以为，中央关于在全国城乡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下发之后，各地就会陆续报上来一些情况汇报材料或者经验材料，不料，一直到1962 年底，各地一份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报上来。毛泽东感到奇怪。他决定，自己亲自下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962年底至1963年初，毛泽东先后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所到之处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话中，毛泽东不出题目，只让各省委负责人自己汇报。在听汇报中，毛泽东发现，这些省委负责人，绝大多数不谈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亲自提议、经中共中央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受到重视，感到十分不满。

回到北京后，他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门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河北、湖南的省委书记安排在前排就坐，以期引起大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视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指示把两份文件印发给与会同志，一份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份是河北省委的报告。

这两个省，就是毛泽东所听见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省。毛泽东还在转发这两份文件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1963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河北、湖南两个省委的报告上写的批语）2月26日，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为引起各省委书记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注意，还特意把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但是毛泽东的上述一系列举动，一开始仍没有引起与会同志的注意。后来毛泽东讲了话，大家才注意这个问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大家开始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视了，大家都同意回去后着重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许多领导干部对于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样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不是十分明确。鉴于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又一次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谈到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总之，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就我们党怎样搞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只是提出了几个大的原则。他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时，进行干部教育，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 ”（1963年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可见，毛泽东当时还认对多数农村干部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要在教育干部“懂得社会主义”后，团结干部和群众，一起与农村中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斗争，同“刮黑风”的人斗争。他当时乐观地估计，这样去解决问题，大概只要五个晚上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教育好干部。但对在农村中把资本主义势力打下去，他估计用的时间要长一些，要搞一两年。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对象，毛泽东主张也就是把他们的歪风邪气打下去就行了，“不是把他们个个拿来枪毙。”

这次会议之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了。各省都把社会主义教育当作头一件大事来抓。同时，中央、省、地区三级，逐级选派了一些干部下去了解和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场全国性的以农村为主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看了河北省委关于“四清”的报告，当即予以肯定。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向了“四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各地社会主义教育情况汇报材料纷纷报了上来。毛泽东对这些材料十分重视。他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每天都像指导农业合作化时那样，集中精力，仔细阅读各地报上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个时候，毛泽东一连十几天，很少睡觉，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看材料，批阅文件。当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求中央机要部门必须把各地报上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及时送给他阅读，不能耽搁，他外出考察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材料也要急送到他的专列上。

但与前不同的是，毛泽东看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材料很多，但他写的这方面批示却不如搞农业合作化时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知道自己在搞社会主义教育方面没有多少经验，对把握不准的事情，他总是很慎重的，是不轻易表态的，他要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了解情况，发现新的经验，再把经验集中起来，进行加工，形成意见和指示，再用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在看各地报上来的材料时，发现有三个材料很重要，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材料，一个是东北局的材料，一个是河南省委的材料。其中，特别引起毛泽东重视的，是河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这份材料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要搞“四清”的问题。原来，河北省保定地委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现农村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许多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账目不清、仓库不清、工分不清、财务不清。
他们认为这些是损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行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重点搞“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河北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到：存在“四不清”的问题，“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6册254页）毛泽东是在到南方视察路过天津时，在专列上看到河北省委的这份材料的。他看了这份材料后，很高兴，认为河北省委抓到了问题，有创造性，提出了通过搞“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因此，他当即予以肯定。他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

此后，毛泽东在南下视察时，一再向一些地方党委负责同志推荐河北省委的报告。他到济南时，把河北省委这份报告给山东省委负责同志看了，请他们学习河北省委关于搞“四清”的经验。他到南京时，又把河北省委这份报告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看了，要他们也采取河北省的办法，通过搞“四清”，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毛泽东于4月25日到上海后，特意向等在那里与他研究问题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提起河北省、东北局、河南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报告。他说：这几个文件很好，值得注意。在报告中，他特别推荐河北省委关于搞“四清”的报告。他还专门把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找来，帮助他起草转发这些文件的批语，同时准备起草一个统一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央文件。彭真到上海后，协助毛泽东起草了转发这些文件的中央批语。批语于 5月2日起草完毕后下发。从此，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转到以“四清”为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上面去了。

毛泽东决定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成一个系统工程。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阶级斗争，但方法是“洗温水澡”，同时，也不要急于赶时间

毛泽东把河北省等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材料转发到各地之后，发现各地在贯彻时动作不一。许多省还是在按自己的思路搞，抓不住要领，有的甚至零打碎敲。从全国整体上看，社会主义教育还处在方针不明，政策不清，办法不一的状态。为了正确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打算由中央搞一个决定，全面阐明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成一个系统工程。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来搞这个文件。彭真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常务工作，责无旁贷。同时，彭真也在帮助毛泽东起草中央批语过程中，掌握了毛泽东的一些想法。那些批语，本身也是一种指导性的文件。但彭真觉得，自己对社会主义教育也在研究、探讨当中，对毛泽东的有些思想还领会不深，就向毛泽东提议，请毛泽东身边的第一号政治秘书陈伯达也参加进来，一起主持起草文件的工作。毛泽东同意了。之后，彭真、陈伯达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起草班子，在原来彭真协助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批语的基础上，共同起草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决定草案”）。

从5月初到5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这个会议只是专门研究起草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因此不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彭真、陈伯达，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任务就是讨论、修改决定草案。

毛泽东在这个小型会议上，把各地报上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报告，分发给与会人员阅读，供讨论、修改决定草案时参考。他要求，大家边阅读文件，边讨论，边修改。他说，实际上我们开的是个学习会，先学习，然后谈心得，再写体会，体会成熟了，就是文件上的各条。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会议期间，他再次仔细阅读了各地报上来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材料，经过思考，形成认识，在开会时，就谈自己的认识。其他同志也是这样。毛泽东和与会同志开会讨论时的意见，就成为进一步修改决定草案的基础。

当然，形成决定草案的基础，主要还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许多谈话。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谈话中，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的观点。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要依靠贫下中农，搞“四清”的干部要参加劳动等观点，就是那时提出的。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这些观点中的要点。他说：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1957 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在农村，搞阶级、阶级斗争，目的是在中国“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他还说：虽然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搞阶级、阶级斗争，但采取的方法，不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对干部，我们主要是教育，要团结他们，因此，方法就是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让大家精神愉快。但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过程中干部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用现在这个办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农村里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他们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是依靠全民，是依靠较贫苦的。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抓干部劳动问题。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解决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干部不参加劳动。在这方面要学习昔阳县。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时间，毛泽东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
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1963年5月10日11日这两天，毛泽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什么也不干，专门修改决定草案。在两天时间里，他对决定草案修改了四稿，并加写了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大段话，最后，他觉得差不多了，便定下来。

这份文件共十条，即：形势问题；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当前中国严重阶级斗争情况问题；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估计是否清楚了的问题；依靠谁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政策和方法问题；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四清”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简称“前十条”——笔者注）

毛泽东提出要蹲下去看“蚂蚁”。但当出现“乱子”时，他又及时提出：“不要伤人”

在5月上旬起草“前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在给各地写的许多批示中，就强调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他期望各地党委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能够对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使毛泽东很不满意。从各地的材料来看，地方领导干部对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普遍认识不清。不仅没有什么抓阶级斗争的有分量的典型材料，有的甚至对此提出了疑问，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也对抓生产与搞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疑问。毛泽东认为，在下发“前十条”之前，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他希望能通过各省委第一书记传达他的话，统一思想。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他的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对他修改之后的这份文件进行讨论。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头就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在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不到半数，还不能算定稿，因此，今天会议通过之后，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他对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也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发一份，开会，议一议。不要让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接着，毛泽东在和大家一起讨论时，特别谈到了搞生产和抓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强调了要抓阶级斗争。他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但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就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对于一些干部看不到阶级斗争的现象，毛泽东除提出批评外，还指导他们怎么看到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现象就像“蚂蚁”，你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要按这个意见，把过去已经批的文件改过来。对干部的赃款赃物，一定要退赔，但退得要合情合理，不能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他还说：没有“蚂蚁”的地方，就不要硬去找“蚂蚁”。那些一类队，就不一定非搞阶级斗争了。他再次强调：搞社会主义教育，要防止过急，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总之，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方法基本上还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我教育。

“前十条”在杭州会议后，由周恩来带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后定稿。定稿后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5月20日下发。但对下发范围，毛泽东考虑：暂不在城市下达，只在农村下达，因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是在农村。于是他在5月20日下发之前，对下达范围作了修改：“‘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0册308页）

实际上，早在5月杭州会议之后，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回去就把“前十条”（草案）转发给各省委第一书记一份了。5月20日，中央又正式下发这份文件。

从此之后，各省在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普遍注意了抓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但这样一来，又冒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一些地方搞阶级斗争搞得过了火，出现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的地方还把过去老区搞土地改革时“搬石头”、“跳圈子”的办法拿出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一情况很快报到中央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对“四清”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没有经验。要吸取过去的经验。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干部要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总之，不要蛮干。蛮干，就会搞乱。经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起草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文件。具体工作，由田家英负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