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唯一与毛主席平起平坐者，后来弃官为民，晚年甘做锅炉工

1969年4月，北京，来自齐齐哈尔北满特钢的炼钢工人王白旦走进人民大会堂。他穿着朴素，身份却十分特殊：在中共九大的选举中，他与毛主席一样获得了全票，成为当时唯一出现这一结果的基层工人代表。

这件事听起来传奇，起点却很普通。王白旦出生在山西农村，家里人起初给他取名“王白蛋”，盼着孩子长得结实，将来能顶门立户。进私塾后，老师将“蛋”改成“旦”，名字文雅了一些。

可家境没有因此改变。王白旦只读了三年私塾，便回家务农。新中国成立后，他重新获得读书和工作的机会。1951年，他前往太原投奔哥哥，进入太原钢铁厂，当上了一名炼钢工人。

炼钢炉前没有轻松活。炉火灼人，钢水飞溅，车间里又闷又脏。王白旦不挑岗位，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操作技术，成为正式工人，还加入了共青团。对他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炉一炉钢炼出来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北满特殊钢厂在齐齐哈尔投产。这是新中国重要的特殊钢生产基地，许多钢铁企业都选派骨干前往。王白旦当时已经是七级炼钢工，经过选拔后，带着妻子来到齐齐哈尔，进入北满特钢工作。

他很快成了生产骨干。为了提高效率，王白旦和同组工人反复调整工艺、改进操作，一个月能比原来多炼出十几炉钢。那时候，车间里的先进人物没有太多讲究，谁能解决问题，谁就有分量。

1959年，王白旦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继续守在炉前，逐步成为八级炼钢工，并带领全炉工人处理生产难题。厂里对他的评价很实在：技术过硬，肯吃苦，能带班，关键时候顶得上。

1968年，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九大，北满特钢获得了一个代表名额，条件是必须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组织筛选后，符合要求的只有王白旦。于是，这个长期在车间工作的工人，独自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主席提出，中央领导机构中应当有产业工人的代表。王白旦没有显赫履历，却有长期生产实践和基层党员经历，很快被列入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关于他的名字，会上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周总理注意到“王白旦”读起来容易产生歧义，便有人建议在“旦”字下加一竖，改成“早”。王白旦听后表示同意。有人打趣说：“这个名字听着更响亮了。”他只是笑着回答：“组织觉得合适，就这样吧。”

选举结果公布时，王白早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九大共有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参加选举，他的得票与毛主席相同，均为全票。需要说明的是，他当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正式中央委员，但这次选举结果，确实让一名普通炼钢工人的名字被广泛记住。

回到北满特钢后，王白早已经成为厂里的知名人物。后来，组织和同志们又认为“王百得”更适合作为正式姓名，他便改名为王百得。名字变了，生活并没有立刻变得宽裕，家中仍然不算富裕，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晚期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为了照顾家庭，组织上曾为他介绍了印刷厂党支部书记于淑彦。两人相识后组建家庭，于淑彦承担起许多家务，王百得才得以继续投入工作。

凭借生产和管理方面的表现，王百得后来调到齐齐哈尔市委，担任分管工业工作的副书记。对一个炼钢工人来说，这已经是一次巨大转折。但政治道路并不平坦，他很快被停职，之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等待，前后约三年才得到组织结论。

组织给了他两种选择：留在齐齐哈尔另行安排职务，或者到外地任职。王百得没有选择继续做官，而是提出回北满特钢，重新当炼钢工人。

“还是让我回炉台吧。”这是他当时的态度。三年的停职生活，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他本来就是从车间走出去的，对政治工作并不熟悉，反倒更习惯面对钢水、炉温和生产指标。这个决定谈不上轰轰烈烈，却很符合他的性格。

1982年，王百得回到北满特钢，重新穿上工作服，站到炉前。为了少耽误生产，他常年吃住在宿舍，与妻子分居两地。遗憾的是，长期缺少陪伴，家庭又遭遇连续打击，他的一双儿女先后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经历了两次。

工友们以为他会就此离开岗位。料理完儿子的后事，王百得却再次回到炉台，坚持工作直到退休。1995年，他离开工作多年的北满特钢，回家安度晚年。厂里的老同志仍会前去探望，听他讲起那趟进京的列车、人民大会堂里的选举，以及后来重新站回炼钢炉前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