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2年冬，长白山腹地，东北公安人员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风雪中守候。他们等的不是普通越境者，而是一架可能前来接应特务的美国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和情报体系尚在建立，朝鲜战争又在进行，东北地区的安全压力格外突出。公安部门发现，长白山一带不时传出陌生电台信号，附近百姓还听到过飞机轰鸣，有猎人在山林中捡到印有外文的罐头盒。
更可疑的是，几名身穿志愿军军装的人曾向山民购买粮食和生活用品。山高林密，积雪封路，搜查难度很大。可一旦让这批人站稳脚跟，东北的机场、铁路和军事部署都可能遭到窥探。
调查持续推进后，一名叫李军英的人突然携枪投案。他交代，自己属于设在日本的美国间谍机构，代号“5774”，曾与另外几名人员空投进入长白山。他们表面上是中国人，实际接受美国方面指挥，任务是架设电台、搜集情报，并设法建立所谓的游击基地。
这类安排并不罕见。美国人员若直接进入中国，很容易暴露身份，于是便吸收原国民党系统的人员充当外围特工。李军英还说，山中另有一支小组，两队都依靠电台与日本方面联系，约定定期报告情况。
东北公安机关没有急着对外公布，而是根据口供核查营地、物资和联络规律。几支搜捕队进入山林后，先后将两支小组摧毁。除两人负隅顽抗被击毙，其余人员被捕，供词相互印证，案情逐渐清晰。
有意思的是，审讯中又出现了一个机会。特务头目张载文交代，他们被捕前刚与日本方面联系过，按规定很快要再次通报。公安机关决定利用这段间隔，暂时不让美国方面知道山中据点已经失守。
电台重新响起时，报务员按照要求冒充原特务发报，声称陆路撤离困难，请求派飞机接应。日本方面果然上当，同意派机前来，并约定空投和接收地点。
飞机抵达后，先在空中盘旋，没有立即降落，只投下一个包裹，里面有补给品和行动指令。指令显示，飞机准备先试飞，确认安全后再实施接运。这个细节说明，对方相当谨慎。
公安部队没有撤离。约二十分钟后，飞机再次进入预定空域，下降到较低高度。高射炮、高射机枪和轻重机枪同时开火，飞机撞上林区后坠毁。机上四人中，两人死亡，两人被甩出机体，侥幸生还并被抓获。
被俘的两名美国人起初坚称自己是民航雇员，只是执行飞行任务时误入中国境内。这个说法很快被其他被捕特务的供词击破。两人分别是约翰·唐奈和理查德·费克图，均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派，身份并非普通航空人员。
案件审理后，唐奈被判无期徒刑，费克图被判二十年。美国政府随即发表抗议，却否认两人与中央情报局有关，声称他们只是驻日美军的文职人员，甚至宣称两人早已在一次飞行中“死亡”。
这种说法既无法解释两名活生生的俘虏，也无法抹去电台、人员供词和飞机残骸。美国方面仍不断施压，试图把案件说成战俘问题，甚至声称中国的处理方式违反有关国际安排。
周恩来对此态度十分明确：“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国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他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办理，同时指出，对认罪服法、表现较好者，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1955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华，曾与周恩来就此事多次会谈。周恩来没有接受释放要求，却提出可以允许两名被羁押人员的家属来华探视。
这一安排看似让步，实际掌握了主动权。美国舆论一直声称中国虐待美国人员，家属若亲自探视，便能看到真实情况。后来，两人的家属确实来到中国，了解到他们能够读书、接受教育，也可以与工作人员交谈，外界关于虐待的宣传难以继续维持。
这正是周恩来处理此案的分寸：法律问题不让步，外交层面留通道；不接受无理指责，也不把人道安排拒之门外。案件因此长期存在于中美交涉之中，却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依法处理间谍犯罪的立场。
中美关系缓和后，事情才出现转机。费克图于1971年获释，唐奈则在1973年回到美国。前者后来从事假释工作，并在波士顿大学任职；唐奈重返校园，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律师和法官。两名曾在长白山坠机中被俘的人，终于以另一种身份离开了那段漫长的囚禁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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