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毛主席是懂经济的，不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写不出这些著作来！

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经济学家苏星接受采访，谈到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不懂经济”之说。他没有绕弯子，直接回答：“我认为，毛泽东是懂经济的。”紧接着又说：“不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出这些著作来的。”

苏星并非泛泛而谈。他曾参与编写和主编多部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长期研究。在他看来，评价一位政治家的经济水平，不能只看是否做过具体技术工作，还要看能否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国家建设和社会动员联系起来分析。

毛泽东留下的经济论述，覆盖面很广。《新民主主义论》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形态，《论十大关系》涉及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谈到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调节。

这些文章不是简单的经济常识汇编。它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怎样处理积累与消费、速度与质量、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苏星据此判断，毛泽东不仅懂经济，而且重视经济规律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这种认识并不只停留在文章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资困难，毛泽东就注意到延长石油的价值。1944年，他为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写“埋头苦干”，并指出石油对现代工业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石油问题更加迫切。旧中国年产原油只有约12万吨，国内消费大量依赖进口。毛泽东曾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这句话朴素，却点出了工业化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1955年，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到中南海介绍石油资源。李四光认为，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等地具有找油希望。毛泽东重视这种专家判断，没有用行政命令替代专业意见，而是要求加强地质普查，制定全面规划。

1956年2月26日，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副部长康世恩在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工作。毛泽东没有让康世恩照本宣科，而是连续追问地质年代、石油成因、储油构造和炼油原理。康世恩回忆，毛泽东最关心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怎么样找到油”。

谈到设备、技术和资金困难时，毛泽东说：“搞石油艰苦啦！”随后又提出要“革命加拼命”。这不是以口号代替技术，而是要求在承认困难的前提下组织力量、补足短板。1956年3月，陈云等人研究落实石油勘探工作，提出争取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大油区。

石油会战的结果，证明了这种思路的现实意义。1959年9月6日，松辽盆地发现工业性油流，油田因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命名为“大庆”。1960年5月，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和院校的力量，组织4万多名职工、调集大量设备，展开大庆石油会战。

当时国家正处在严重困难时期，人员、器材、运输和技术条件都十分紧张。大庆会战没有照搬外国模式，而是把集中领导、群众协作、技术攻关结合起来。王进喜等工人提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本质上也是把生产责任、科学态度和组织纪律落实到每一道工序。

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理解，还体现在用人上。1959年，他同余秋里谈话，支持这位长期在军队工作的将领转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担心自己不懂工业，毛泽东没有掩饰困难，而是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这段话很关键。它说明毛泽东并不把经济工作理解成单纯的行政管理，也没有认为有政治经验就能自然解决工业问题。干部要向专家学习，要到实践中钻研，经济建设同样需要知识、调查和长期积累。

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提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要留有余地，“宁可少些，让实际超过，打得太满，就会被动”。同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一转变尤其能说明问题。经济计划不能只追求数字，还要考虑资源、设备、运输、粮食和技术条件。对“大跃进”时期仓促建设的企业和工程，后来着手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同时引进部分国外技术设备，发展石油化工、冶金和电子工业。

1963年底，大庆会战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随后全国工交战线展开学习大庆经验的活动。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评价大庆，概括其特点是“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以及“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

苏星所说的“懂经济”，并不是说毛泽东在每个专业领域都可以替代工程师、地质学家和企业管理者，而是说他能够抓住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理解工业体系、资源保障和生产组织之间的联系。正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他才会不断追问投入、产出、技术、人才和制度之间如何衔接。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问余秋里读过几年书。得知只有3年小学后，他说：“3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不错嘛！”这句话被记入余秋里回忆录，也成了那个年代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工业建设的一个细节。

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建设，既有地质科学的判断，也有国家工业组织能力的支撑，更离不开对经济规律的实际把握。把这些著作和这些决策放在一起，苏星的判断并非替谁辩护，而是对一段经济建设实践作出的专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