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陈毅挨批，上海一干部落泪，张春桥得知后气得要命，连夜召开大会

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陈毅与几位老帅、老同志参加中央碰头会。原本要谈的是恢复生产，会议却逐渐转向对当时政治风潮的争论。陈毅没有绕弯子，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那段时间，许多老干部受到冲击，党政机关和工厂秩序都受到影响。陈毅认为，革命不能靠把一切工作都推倒重来，更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轻易否定过去的干部和组织。

他在会上说，自己性格直，不会看风向行事。有人劝他少讲几句，陈毅却回答：“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讲话，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这不是一句临时起意的牢骚。陈毅参加革命多年，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担任过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后来又出任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对他而言，发言不仅是个人情绪，更是对党和国家工作的一种责任。

会后，陈毅的情绪仍未平静。当晚，他在中南海西楼向归国留学生代表讲话，谈到自己对形势的看法。那次讲话没有预先准备完整稿件，后来根据录音整理为《我这个外交部长》。

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这句话听起来强硬，背后却是陈毅一贯的处世方式：有什么意见，当面讲；认为不对，就不装作赞成。

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有关情况被整理后，送到了中南海。张春桥等人随后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中的争论。几天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部分老同志受到批评，政治局还被要求继续讨论相关问题。

从此，陈毅在公开场合被点名批评的次数明显增多。不到一个月，他就多次成为批评对象。家中，张茜看着丈夫日渐消瘦，既担心身体，也担心他继续直言会带来更大压力。

陈毅却没有因此改变。他曾对张茜说：“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懦弱？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如今还剩一张嘴，就应该把话讲出来。”这句话或许带有个人性格，但也说明他并没有把沉默当成自保办法。

上海方面的反应，更能看出陈毅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的特殊影响。

陈毅是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陈毅随即主持接管和城市恢复工作。上海是一座情况复杂的大城市，接管之后，如何保护工商业、维持社会秩序、恢复生产，都是极难处理的问题。陈毅在上海工作期间形成的威望，绝不只是一个职务带来的。

当年许多上海干部来自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系统，对陈毅既熟悉又尊敬。即使到了1967年，仍有人私下谈起陈毅过去指挥作战、主持上海工作的经历。静安区一名干部听到陈毅受到批评后，甚至难过得流下眼泪。

这份情况反映很快传到张春桥那里。据有关回忆，张春桥对此十分恼火，随即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市委扩大会议，把这件事当作重点问题处理。

会上，他针对“有人替陈毅落泪”和“陈毅善于打仗”的说法进行批评，还说陈毅不会打仗，只会下棋，并要求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

这句话之所以刺耳，不仅因为它否定了陈毅的军事经历，更因为它明显带有压低陈毅历史地位的意味。陈毅是否善于指挥作战，本来可以通过战史和实际战果判断，却在当时被简化成了政治态度问题。

面对接连不断的批评，陈毅没有把矛头转向其他老同志，也没有借机为自己编造功劳。聂荣臻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曾感慨陈毅在压力之下没有对任何同志落井下石。

毛泽东对陈毅的态度也并非简单的全盘否定。两人早在井冈山时期便相识，后来长期共事，彼此了解很深。陈毅说话直，容易得罪人，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忠诚可靠，这一点毛泽东并不陌生。

1967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住处同一些同志聚会，并批准包括陈毅在内的几位老同志参加“五一”节活动。这一安排没有立即改变陈毅所处的政治环境，却说明他并未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之外。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69年。

1969年春节前后，周恩来考虑到几位老帅长期无事可做、思想压力很大，建议让他们到工厂蹲点，接触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2月，陈毅来到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他穿军装、蹬布鞋，参加劳动和班组会，了解工厂生产情况，并定期撰写调查材料。对一个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来说，这种安排并不轻松，但陈毅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

同年3月，毛泽东又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定期研究国际形势。陈毅重新有了明确任务，精神状态也随之好转。他对张茜说：“有事情做，人就不会闷出病来。”

1969年10月，陈毅与张茜前往石家庄生活，次年返回北京。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手术后又连续发烧，并发心肌梗塞。即使这样，他仍关心国家大事，也没有放弃同同志们交换意见。

1971年底，陈毅病情恶化。1972年1月，毛泽东委托叶剑英、周恩来向他转达对1967年怀仁堂会议有关问题的看法。遗憾的是，陈毅已病重，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畅谈。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那位说话直、脾气硬、从不肯随风倒的老革命，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线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