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杨虎城的真凶，逃进深山伪装贫农，因戴名表又爱花钱最终暴露

1955年6月17日，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区公所，化名“杨大发”的农民刚放下肩上的椅子，身后突然有人喊道：“杨进兴！”他下意识答了一声“到”，随即意识到失言。几名侦察员迅速上前，将他按倒在地。

一块手表，成了撬开身份的缺口。

侦察员紧接着追问：“黄显声将军的游泳表呢？”杨大发脱口而出：“我卖了！”话说出口，他又赶忙改口，声称自己只是青居乡的贫农。可这句反应，已经暴露了他对那块表的特殊记忆。

被捕后的杨大发并非普通农民。他的真实姓名叫杨进兴，曾在军统系统任职，做过戴笠的便衣警卫和侍从副官，后来进入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担任过看守长。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留下了大批革命者被关押、审讯和杀害的记录。

杨进兴最初并不起眼。1940年参加军统后，他接受特务训练，因执行任务凶狠，逐渐得到上级信任。戴笠死后，他被调往重庆，成为看守和刑讯人员。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都是当时特务机关惯用的手段。

1946年8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被押往松林坡遇害。杨进兴参与了行刑和善后，遗体被浇油焚烧后掩埋。1947年9月，他又以“去南京安排工作”为借口，将朱念群、尚承文、张占鳌等人骗出白公馆，押到杨家山一带杀害。

但让他背负最重罪责的，是1949年9月6日对杨虎城一家的杀害。

当时，蒋介石下令处理杨虎城。毛人凤安排人员将杨虎城及其家属押往重庆松林坡戴公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先遭杀害，杨虎城本人也被刺伤。杨进兴用白布堵住他的嘴，并持刀行凶。随后，宋绮云一家也被带来，年幼的宋振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小萝卜头”，最终死于特务刀下。

这场屠杀之后，杨进兴得到二百银元奖赏。对军统来说，这是“完成任务”；对遇害者家属而言，却是无法弥合的血债。

重庆解放前夕，杨进兴还参加了最后一批潜伏人员的撤退。1949年12月5日，他与其他特务在成都接受潜伏安排，随后向川北、华蓥山方向转移。途中车辆抛锚，队伍又听说解放军已经推进，只得分散逃命。

12月11日，南充解放后的第二天，杨进兴带着妻子和孩子出现在西山坡一带。他穿着黄呢子大衣，出手阔绰，还戴着一块十七钻游泳表。为了躲避盘查，他很快编造了一个新身份，自称杨大发，广安县人，靠做生意和当包工头为生。

他找到当地农民滕明清，以银元雇滑竿，又提出拿钱买饭。饭桌上，他讲述自己“父母早亡、外出谋生、家产被抢”的经历，甚至流下眼泪，请求在村里暂住。

“只要给米，住几天也行。”滕明清答应了。

杨进兴很懂得经营关系。他拿出银元买酒买肉，邀请保长、甲长和邻居吃饭，表示自己不回广安了，愿意留在这里种地。后来，他认了干亲，租下土地，逐渐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外来贫农。

1951年土地改革时，“杨大发”被划为贫农，分到土地和房屋。参加减租退押、修路、互助组等工作时，他格外积极，甚至把分到的粮食拿出一部分交给村农会。没过多久，他被选为互助组长，成了乡里的积极分子。

有意思的是，越是努力表现，他身上的破绽越多。

村民发现，这个“贫农”刚来时戴名表，花钱不怎么计较，家里伙食也比普通农户好。有人还注意到，他穿的黄呢子大衣，式样很像旧军装。杨大发自称没有文化，可夜校里教一个字，他很快就能记住一个；休息时，他还常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一次外出卖灯草，客栈老板不肯接受货物抵账，杨大发突然发怒：“要不是解放了，我让你的客栈开不成！”这不像普通小商贩的口气。另一次，他对妻子说出“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之类的话，更让乡亲们觉得不对劲。

1953年人口普查期间，青居乡反映杨大发来历不明。当地按他自称的籍贯发函调查，却没有查到相应的祖籍资料。公安机关随即派人进村，以普查和互助组工作为掩护，逐步核实他的妻子田德俊及其社会关系。

调查一度陷入僵局。重庆方面查不到“杨大发”这个名字，国民党潜伏人员名单中也没有明确记录。转机来自一名熟悉田德俊往事的老人。老人提到，她最后嫁的男人曾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做事，身上带枪，还经常抓人。

线索被送回重庆后，侦察员设法拍下杨大发夫妇的合影，再交给原军统人员辨认。有人装作不认识，也有人迟疑不语。经过多名中美合作所旧人员仔细确认，照片中的农民，正是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公安机关决定设法将他引到区公所。村长以兑换贷款条子、运送椅子为名通知杨大发前往，才出现了那场突然抓捕。经过四十天审讯，杨进兴供认了参与杀害杨虎城、宋绮云一家以及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罪行。

1955年7月31日，公安人员押他到松林坡指认现场，挖出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骸和遗物。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杨进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屠刀、假名和那块名表，终于在审判记录中重新连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