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9月16日，湖南湘潭乌石寨，彭德怀下车后没有先问接待安排，而是站在村口听乡音。人群里有人喊：“彭老总回来了！”他连连摆手：“别这么叫，叫彭老头吧。”一句玩笑，先把官场称谓挡在了村外。
这次回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探亲。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离开领导岗位，住进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那是一处较为破旧的院落，杂草丛生，院墙也缺少修整。
工作人员觉得环境太差，他却没有挑剔，反而说：“有块地就行，种点东西。”搬进去不久，他便动手清理荒地，垒畦、翻土、播种，生活重新被安排在锄头和书本之间。
院子里种过蔬菜，也栽过果树。彭德怀干活不喜欢站在旁边指挥，常常卷起袖口亲自下地。警卫人员要帮忙，他把锄头递过去：“别光看，搭把手。”说完便弯腰松土。
这不是一时兴起。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习惯了从实际处着手，到了吴家花园，仍旧如此。白天劳动，夜里读书，马列著作、军事资料和农业书籍都摆在案头，遇到问题便记下几笔。
花园里打井后，附近百姓也来挑水。有人担心进出人员太杂，彭德怀却认为，井水不能只供院里使用。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与乡亲隔绝的特殊人物，这种处理方式很符合他的性格：事情要办实，关系要处真。
1961年，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中的困难，不能只看文件上的数字。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外出调查，获准后便把重点放在基层，准备亲自看看土地、粮食和社队运行的实际情况。
抵达湘潭后，他没有满足于听汇报，而是走到田边查看。稻谷长势如何，田里水分够不够，生产队交粮压力多大，农民家中存粮多少，这些问题都被他一一问到。陪同人员若只报概数，他往往继续追问依据。
在乌石寨，他与乡亲们吃饭聊天，问的也不是客套话。“去年收成怎么样？”“家里还缺什么？”“孩子能不能上学？”有人再次称他为“彭老总”，他笑着纠正：“战争时候这么叫可以，现在还是叫老彭。”
称呼虽小，却透出他调查的目的。彭德怀不愿让元帅身份成为一道墙。只有让群众敢说实话，调查才不会变成一场表演。对生产中的夸大数字、层层加码的汇报，他尤其警惕。
此后的走访并不轻松。道路泥泞，交通条件有限，他常常步行，有时骑毛驴进入社队。到了村里，先看房屋和粮食，再听干部与农民分别反映情况。两方面的话若对不上，他便把问题记下来，继续核实。
他并不讳言困难，也不把责任推给基层。调查结束后，彭德怀整理出多份材料，内容涉及农村生产、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文字中有事实、有数字，也有对问题的判断，核心只有一条：政策必须经得起实际检验。
回到北京后，他仍住在吴家花园，没有恢复过去那种显赫的生活状态。带回的材料被认真整理，田间得到的土壤和农作情况，也交给有关方面参考。那段时间，他关心的不是别人怎样评价自己，而是调查中的问题能否被看见。
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彭德怀又被安排参与三线建设。面对钢铁、机械等陌生领域，他开始补课，翻阅专业书籍。有人担心他不是技术出身，他只说：“不懂就学。”这句话，与他在故乡拿起锄头时的作风并无二致。
“彭老总”是战场上留下的称呼，“彭老头”则是乡亲们熟悉的乡土语气。对彭德怀而言，称呼怎么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坐在一张桌边时，群众愿意把家里的难处说出来，把田里的真实收成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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