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添裕为救毛泽东，背着他奔跑10公里，毛泽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1929年9月17日，福建永定牛牯扑，毛泽东、陈添裕和一支不足两百人的赤卫队，正被数百名国民党保安团和地方民团逼入山林。

这不是一场力量相当的交锋。敌军从大埔、下洋等地合围而来，红军主力又已转移，留在牛牯扑的警卫力量十分有限。毛泽东当时患有恶性疟疾，身体虚弱，连走路都十分困难。

几个月前，红四军内部矛盾加剧。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未能继续担任前委书记。随后，他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来到闽西，参与地方工作，也借机调查农村情况。

闽西山地斗争复杂，村庄分散，敌我犬牙交错。毛泽东在上杭蛟洋等地奔波后病倒，地方党组织几次安排他转移，最终来到永定牛牯扑。他化名“杨子任”，乡亲们听后，便称他为“杨主任”。

有意思的是，养病并不意味着停下工作。毛泽东常和当地群众交谈，了解土地、民团和地方武装的情况。有人后来回忆，他说话并不摆架子，问的却都是百姓最实际的难处。

消息还是泄露了。

当地一个对革命怀恨在心的人，将“杨主任”的相貌和行踪告知民团。林蔚民等人判断，住在牛牯扑的很可能就是毛泽东，于是向外部武装求援。9月17日，六七百名保安团和民团进入金丰大山，搜捕迅速收紧。

粟裕率警卫人员抢占制高点，试图阻挡敌人。枪声一响，村民组成的赤卫队也参加了掩护。但双方人数悬殊，继续固守显然不利。陈兆祥奉命赶回村中，找来赤卫队员陈添裕，带着担架去接毛泽东。

毛泽东见担架送来，起初不愿上去，担心拖累大家。陈兆祥和陈添裕顾不上解释，只能扶着他躺下。可到了山寨口，前方已出现敌人，担架在陡峭的后山根本无法通行。

“杨主任，背着你走！”

陈添裕熟悉山路，俯身便把毛泽东背了起来。毛泽东还在劝阻：“放我下来，自己走。”陈添裕没有停步，只回了一句：“敌人就在后面，不能耽搁。”

山路狭窄，荆棘密布。陈添裕背着一个成年人，起初还能快走，没多久便开始喘息。追兵的喊声越来越近，他不敢走常路，专挑密林和险坡穿行。

跑到一处山洞附近时，陈添裕忽然停下。他把草鞋倒过来穿，借此扰乱脚印方向，又背着毛泽东钻进洞中。追兵赶到后，看到洞口蜘蛛网尚未破损，便认定里面没有藏人，顺着另一侧的脚印追去。

这个细节救了两个人。

脱险后，陈添裕继续向村雨顶坪转移。毛泽东几次说“安全了，放我下来”，他却像没有听见。跑到后来，草鞋掉了一只，脚底被山刺扎得鲜血直流。陈添裕仍不敢停下，直到走出十公里左右，确认追兵暂时无法赶上，才把毛泽东放下。

刚松手，他便昏倒在地。

赤卫队员将陈添裕抬进屋里，清理伤口时，才发现他的脚底扎满荆棘，许多地方已经裂开。没有药物，大家找来缝衣针，一根一根挑刺。毛泽东看着他的伤脚，说：“多亏了陈添裕同志。”

后来，贺子珍拿出三块大洋表示感谢，陈添裕等人没有收下。贺子珍便找来一个本子，把参与救援的人员姓名记了下来。毛泽东也写下一张三元钱的欠条，作为革命队伍对乡亲们的承诺。

危机并未就此结束。

几天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准备转往永定陈东一带。途中，他们在科岭附近与护送人员走散。这里地处闽西、闽南交界，民团活动频繁，百姓对搜捕和抢掠早已见怪不怪。

农民王鼎荣正在晒谷，忽然看到一个高个子男子从密林中走来。那人面容疲惫，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开口便问：“老乡，这里是什么地方？往永定怎么走？”

王鼎荣很快听出，后面有人追赶。他没有多问，先把人带到晒谷场旁。可四周空旷，附近没有房屋，土坯角楼又藏不住成年人。眼看民团逼近，王鼎荣瞥见地上的竹席，马上有了办法。

“快，躺到竹席上！”

他把毛泽东卷进竹席，拖到排水沟中，再盖上稻草，随后若无其事地翻晒谷物。民团赶来盘问：“有没有看见一个高个子的人？”

王鼎荣只回答：“没看见。”

民团搜了角楼，又在附近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骂骂咧咧地离开。等脚步声远去，王鼎荣才把毛泽东拉出来，并主动带他绕过山岗，走向永定方向。

临别时，毛泽东询问他的姓名。王鼎荣带有地方口音，“鼎”字听起来像“等”，毛泽东便在本子上记成了“王等荣”，还叮嘱这件事必须保密，否则会给他招来祸患。

这个名字，王鼎荣守了大半辈子。直到后来革命史料整理人员到科岭调查，他才说出当年发生的一切。毛泽东当年记下的姓名虽有一字之差，却一直没有忘记牛牯扑和科岭的乡亲。

1953年，陈添裕受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因家中妻子临产，便请堂弟陈奎裕代行。毛泽东见到来人后，一眼认出身材不对，笑着说：“你不是那个背过我的陈添裕。”

他握住陈奎裕的手，又说：“在牛牯扑养病时，是你们救了我。我一直记得，共和国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