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这一重任由谁主持？毛主席拍板：就让小何去

1937年9月，延安凤凰山麓，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人讨论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实则关系重大的事情：八路军是否要在香港建立秘密联络机构，以及由谁去主持这项工作。

香港当时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却是连接内地、南洋、欧美华侨和国际舆论的重要港口。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捐来的药品、款项和物资，大多要经过香港转运。谁能把这条通道稳稳掌握住，谁就能为敌后抗战增加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国共合作形成后，八路军陆续在西安、南京、武汉、兰州、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承担联络、交涉、接待和物资转运等任务。香港却不同，它不属于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不能照搬内地办事处的模式，既要面对港英当局，又要提防日本特务和国民党方面的监视。

这件事，分量不轻。

会上曾有人提出秦邦宪、伍修权、张文彬、潘汉年等人选。他们有的熟悉外语，有的长期做统战工作，有的在白区和香港积累了丰富经验，按常理看，都是合适的人选。

毛泽东听完后没有立即表态。过了一会儿，他点出一个大家熟悉的称呼：“我看，可以让小何去嘛。”

“小何”是谁？

在保安时期，中央领导要了解国外消息，常会说：“到庙里找小何。”那座破庙里办公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人员极少，条件也十分简陋。小何每天接收外国通讯社电讯，编写国际新闻，还要刻蜡板油印，供中央领导阅读。

他的真名叫廖承志。

当时廖承志使用“何柳华”这一化名，已经有较丰富的海外经历。他曾在日本、德国等地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懂多国语言，也接触过国际工人运动。回国后，他在上海被捕入狱，后来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又遭遇复杂斗争。周恩来出面营救，才使他脱离险境。

毛泽东看重的，不只是廖承志会外语、熟悉国外情况，更在意他的特殊背景。廖承志是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儿子，何香凝在国民党左派和海外华侨中拥有广泛影响。香港又是何香凝早年生活、活动过的地方，廖承志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之间，也有深厚的家庭和革命联系。

这层关系，别人很难替代。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约见廖承志。谈话没有摆出正式会议的架势，却把任务说得十分明确。毛泽东问他：“你到过香港吗？”

廖承志回答，母亲出生在香港，自己小时候也曾在那里避难。毛泽东随即谈到上海战局，指出日军一旦占领上海，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很可能需要转移到香港，延安必须有人在那里配合她们开展工作。

毛泽东又说：“香港的位置很重要，中央准备把这副担子交给你。”

廖承志明白，这并不是去香港挂牌办公，而是要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建立一条隐蔽而可靠的抗战联络线。1937年12月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后，周恩来在汉口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交涉，希望英方允许中共人员赴港接收海外抗战物资。英国方面虽然不愿公开介入，但考虑到日本扩张也损害英国在华利益，最终给予了一定便利。

1938年1月，廖承志抵达香港。起初，所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未公开挂牌，而是以“粤华茶叶公司”等名义开展活动。潘汉年提出，地点必须在闹市，方便联络各界人士，同时还要有后门，遇到危险能够撤离。这个要求看似琐碎，却是地下工作的基本常识。

办事处的核心人员包括廖承志、潘汉年、吴有恒和连贯。对外，他们要接触华侨、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对内，则要安排资金、药品和人员转运，还要向海外宣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

最紧迫的问题，是捐款如何汇到真正抗战的队伍手中。过去海外捐款往往统一交给国民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很难得到应有份额。周恩来曾提醒廖承志，可以争取爱国银行家邓文钊协助。此后，海外华侨便有了较为稳定的汇款渠道，捐款和物资不再完全受制于国民党方面。

有意思的是，香港办事处不仅是物资中转站，也是抗战宣传和情报联络的重要节点。南洋、欧美的华侨消息，国内战场的情况，都通过这里交汇。其活动很快引起日本和国民党方面注意。

1939年3月11日，港英当局突然搜查“粤华公司”，逮捕连贯等人。廖承志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向港督提出交涉。经过多方联系，被捕人员于3月15日获释，部分文件也被归还。这次风波说明，香港的工作既不能冒进，更不能把公开身份当成真正屏障。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战役随之展开。广州失守后，香港与华南内地之间的交通受到严重威胁。廖承志召集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商议，决定抽调干部和党员前往东江，组织敌后抗日武装。

吴有恒和曾生都要求带队。曾生熟悉惠阳、宝安一带，掌握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情况，廖承志当场作出决定：“东江的情况，曾生更熟悉，就由曾生去。”

不久，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带队进入惠阳地区。队伍最初只有二十多支枪，人员、经费和装备都很有限，却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后来成为东江纵队的重要基础。

廖承志主持香港工作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它不只是接收捐款、传递消息，更把海外华侨、香港社会、延安和华南敌后战场连接起来。那个在破庙里编写外国电讯的“小何”，最终承担起了一项远超普通办事处主任职责的任务。